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服务化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而研发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创新投入正向调节“服务化-绩效”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悖论拐点约在服务化程度为0.47时出现，但研发创新投入可以延缓服务悖论到来；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服务悖论拐点滞后，但研发创新投入对缓解国有企业服务悖论的效果更佳；通过不含季节性的Holt-Winters加法指数模型预测，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服务悖论。研究成果揭示了服务化与研发创新投入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拓宽并丰富了提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研究视角。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发模式、纵向一体化与自主品牌导入期的创新绩效

研发和生产都是企业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已有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在考虑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时多将这两个环节割裂开，这影响对创新绩效关键环节的甄别。为克服这一不足，以中国乘用车产业为例，分析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建立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性研究框架。利用1998年至2007年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泊松模型和随机前沿方法，检验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价值这两种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两类产出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外包两种研发模式对企业的专利开发均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技术外包会显著提高企业新产品生产的技术效率，从而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价值；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的专利数量存在倒U形关系，与新产品价值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乘用车自主品牌企业需要协调和匹配研发与生产活动，才能使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创新绩效。 研究结果是对创新绩效已有研究的补充，并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企业两种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说明同时考虑研发和生产环节以及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度量的必要性，而聚焦于特定产业的研究避免了传统跨产业研究中忽视不同产业异质性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指导产业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帮助自主品牌企业提升他们的创新绩效，政府的自主品牌扶持政策在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传统的制造技术，企业本身也应当将更多的资源从高速的新产品开发投入到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生产管理能力提升中。     

外部危机情境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证分析

面对美对华科技的打压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逆境冲击，企业能否实现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同向改进和协同发展事关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797家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对维持组织稳定性和提升组织灵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促进了组织韧性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的促进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齐头并进，更有利于形成共生利益相关者关系，并最终成为组织韧性的助推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沉淀性冗余相比，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方面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外部危机冲击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研发投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SG表现、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以我国2014—2019年上市企业的ESG评级情况和披露的专利申请总量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基于ESG表现在我国的研究逐渐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标准,选取中国商道绿融ESG表现的评级情况进行主变量分析。主要结论：企业ESG表现评级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成果,有效增加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企业外部ESG评级,对其内部的研发支出战略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研究ESG评级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作用;ESG评级表现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投入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由于对国家经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其影响更大。     

研发联盟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近年来企业之间的研发联盟日趋增多.以研发联盟和创新活动都活跃的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研发联盟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运用"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企业实施研发联盟对于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反映创新能力的多项指标方面,缔结研发联盟的企业都强于未缔结研发联盟的企业;无论是使用新增专利数量、新增发明专利数量、技术多元化还是创新突破性指标,都稳健地验证了研发联盟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研发联盟促进企业创新存在先递增后递减的滞后效应.进一步发现,研发联盟的治理结构对于企业创新具有调节效应.相对于股权式研发联盟,以契约形式缔结的研发联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深入认识中国企业缔结研发联盟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并为政府和企业着力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创新系统各主体间的分工与协同机制研究

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创新系统各主体的差异化定位与交互协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投入对新产品产出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对新产品产出的边际贡献,基础研究对发明专利产出的正向溢出作用明显.产学研联系强度对新产品产出贡献明显,但对发明专利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在开放创新条件下企业研发活动与更加跨学科、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创新系统联系在一起,应当高度关注创新体系内各主体分工与协同的动态均衡.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与研发创新效率——基于SFA模型的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别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为产出变量,在对中国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估算的基础上,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因素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研发创新效率整体较低,有较大的创新潜力;中国研发创新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且呈现发散趋势;研发创新专利成果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研发投入是促使中国研发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中国研发创新活动不具有规模效应特征;人力资本对研发创新效率的改善作用极小且不显著,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研发创新效率的改善,应当加强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市场因素、空间特征对大学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影响

根据政产学协同形成机理,从技术转移视角,以中国大学和企业的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测算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市场因素和空间特征对大学知识创新及溢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大学研发投入和市场因素对大学知识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大学研发投入的企业密度、专利转让密度和技术市场强度对大学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纯知识生产的促进;教研水平发达地区和中等地区的大学分别在大学专利申请数和纯知识生产方面具有更高效率;东部地区大学在知识创新产出中具有更高效率;大学知识创新产出和区域、企业创新和存在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长三角地区指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最为明显。据此,提出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三方协作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DIST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EN CONTRACTS ARE INCOMPLETE

We introduce incomplete contracts in a model where multinational firms from a certain country (“North”) can decide to serve a foreign market (“South”) through exports or through horizon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DI relies on the supply of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that could be supplied either by northern suppliers or by suppliers located in South. Intermediate sourcing contracts are complete in North but not in South. Were southern contracts also complete, FDI would arise only when trade barriers are high enough. Incomplete contracts in South generate, instead, a non‐linear relation between trade barriers and FDI as foreign investment emerges also when trade barriers are low enough. The reason is the positive effect that low trade barriers have on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final produce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southern suppliers. (JEL: F23, F12)     

协作研发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及代际知识桥的中介作用——以汽车行业为例

鉴于代际知识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不同,以65家汽车行业整车在位企业为样本,对其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后发现:协作研发能够直接提升在位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且显性代际知识桥与隐性代际知识桥在其间均可发挥积极中介作用;旧技术创新绩效对协作研发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积极作用,对显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消极作用,但均不显著;旧技术创新绩效对隐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显著消极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动态计量模型,以我国汽车产业为对象,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2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环境政策、技术进步、市场结构、产业特征对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技术进步中的R&D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市场结构中的产品销售利润率与环境技术创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长期均衡对产品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仅有污染限期治理和R&D投入的长期均衡对过程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显著。此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R&D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产品销售利润率均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而污染限期治理是产品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过程创新是污染限期治理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NASH谈判模型的上下游企业R&D合作与协调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往往孤立地分析企业横向或纵向R&D合作问题,而现实中,企业有可能同时采用两种合作形式进行技术创新。针对这一现象,建立了上下游企业同时进行横向与纵向R&D合作的博弈模型,并与下游企业只选择横向R&D合作的情形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与下游企业只进行横向R&D合作的情形相比,同时进行横向与纵向R&D合作将带来更高的均衡产量、R&D投入水平和行业利润;(2)当R&D成本分担比例较低(较高)时,上游企业具有(缺乏)R&D合作动机,该结果与技术溢出水平高低无关;(3)当上游企业R&D成本分担比例较高或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下游企业必然同时选择与上游企业R&D合作。为保持合作的稳定性,通过构建基于满意度的NASH谈判模型,设计了上下游企业R&D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算例表明,该协调机制能避免传统R&D成本分担法引起的合作冲突。     

资产泡沫、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资产泡沫发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符合我国经济典型事实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企业家在为研发筹集资金时面临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供过于求,发生资产泡沫可促进企业平均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成功的概率相应上升。实证方面,本文采用FF-TVP-SV-VAR和TVAR模型以及我国2000-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别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泡沫发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该效应依赖于融资约束。此外,本文识别了融资约束的两个门限值。低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集群供应链链间技术创新博弈分析

集群供应链形成的地域-盟约型网络组织结构,为组织的技术创新合作提供了建立各种联系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开放化。本文研究了集群环境中两条由单一核心企业与单一上游企业构成密切合作的两级供应链系统研发不合作以及研发合作的博弈形式下各供应链的选择策略及利润函数。结果表明:增加创新投资,会增加该创新型产品在整个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双寡头进行研发合作时的利润会明显高于非合作时的情况;研发合作博弈情形下,各参与主体在决策时应根据组织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作出不同的决策。     

变革型领导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R&D团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本研究从变革型领导这一视角探讨了其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中介机制.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对316个R&D团队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R&D团队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正是这种影响的中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