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环保督察机构与地方政府存在动态演化博弈行为,以寻求相对稳定的均衡点;(2)处于终局均衡点时,地方政府履责情况,环保督察保持何种强度,取决于地方政府履责的边际成本、惩罚效应、环保督察的边际成本、督察机构激励效应4个因素;(3)问责和激励相较双方的边际成本易于控制,是提升督察效果的关键,但单方面加强环保督察强度或提高督察激励,与实现地方政府履责并非必然关联,应综合权衡问责和激励策略,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履责水平;(4)降低边际成本是提高地方政府履责水平的治本之策。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本文在回顾和分析技术创新研究的范式、集群技术创新的概念、分析模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研究中国集群技术创新研究的“动态主体模型”,并以之描述、分析中国集群技术创新的起源、功能、效用、问题以及相关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动因。我们发现我国的地方政府是集群技术创新的最主要行动者,其积极性和作用远甚于西方的地方政府。产业竞争加剧、市场失灵、社会缺位是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客观需求。财政分权带来的制度激励则是其积极参与的主观动因。但是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动态的,经历了“地方法团主义”、“后地方法团主义”的过程,并将演进为“后后地方法团主义”。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转移支付的准实验证据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难题。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为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讨论了在环境保护目标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后的行为反应及其策略选择。本文利用2003～2014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识别了两类制度安排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差异,关注了背后的激励扭曲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努力程度,但是改善程度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递减和弱化趋势;(2)两类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弱化发展(工业发展)激励为前提的,但是也带来了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上升、收支缺口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3)在生态功能区县(市)或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中,财政收支缺口越大时,生态县(市)发展工业的激励越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时,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这是激励扭曲一种表现;(4)生态功能区制度政治激励不足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显著高于转移支付制度,其与绿色晋升激励不足(缺失)有关。在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会因制度安排不全和激励不足产生扭曲,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弥补县(市)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时,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机构运转和公共服务需要,则会通过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来弥补公共服务成本,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政治激励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扭曲效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的生态因素权重,适当扩大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设置差异化生态绩效考核梯度,建立和推行绿色晋升机制,对解决激励扭曲效应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发展目标,低碳转型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199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了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多维因素对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表明:我国的碳排放绩效在"九五"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进入"十一五"时期后又开始回升;在各投入和产出要素中,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省份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高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未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但其间接效应的稳健性较弱.最后,本文指出我国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要素市场完善、绿色创新突破、城市化集约推进、区域间协调合作等经济结构、技术和政策领域做出协同努力,才可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世纪工程的最终实现.     

产业集聚对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集聚高效化已然成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基于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指数法、熵值法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建筑业有着显著的地区集聚特征,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的建筑业集聚程度较高;(2)不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高低对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差异有着显著影响,受集聚水平影响最突出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3)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和动力装备率对不同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显著差异;(4)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备一定的“时间惯性”,展现出“雪球效应”,呈现出空间集聚性;(5)产业集聚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体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程度对于服务行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劳动力变更细分为跨地区和跨行业两类指标,结合2004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的面板数据,在区分面板数据类型基础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这两类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地方财权的扩张只对交通、仓储及邮电、房地产和租赁商务以及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行业则会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此外,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及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创新驱动下光伏产业供应链的竞协研究——基于政府竞争政策

将政府竞争政策与技术创新因素引入到两级多晶硅供应链博弈模型中,研究不同情形下政府竞争奖励与技术创新努力水平对于各级制造商最优利润的影响。构建关于硅片批发价与光伏系统销售量的利润博弈模型,求得了各级制造商的最优利润函数,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竞争与协调两种情形下竞争政策与技术创新因素对于各级制造商最优与整体供应链总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竞争政策有利于增加制造商的利润;(2)技术创新努力水平的升高可以较快的增加制造商的利润;(3)与竞争情形相比,协调情形下各制造商的利润及整个供应链总利润更高。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动态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该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构建动态系统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索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则较为深远;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环境规制的作用,而绿色发展对环境规制具有强化作用;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均为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