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分析中国政治的新视角。这一新的视角可称为“三层”分析，与时下流行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层”分析相对而言。所谓“三层”，即“上层”（中央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和“下层”（广大挣工资谋生的老百姓）。这一划分，也可算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一人”（ｏｎｅ）、“少数”（ｆｅｗ）和“多数”（ｍａｎｙ）三分法的现代版。以唐代柳宗元“封建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皇帝”、“地方官员和大户”与广大小农三者的关系，颇多精辟考虑。柳宗元已认识到，皇帝只有联系和依靠…     

我国古代的督查制度

我国古代的督查制度，简言之，可以理解为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即“御史台”，而“谏”，则是“谏官”。前者是监督百官的，后者则是对皇帝进言，也可以说就是监督皇帝，甚至是专挑皇帝的毛病的。当然，古代的督查（“台谏”）制度同时还带有明显的监察痕迹。     

阴之·谋之·无耻之

1140年代，宋帝国与金帝国交战，金人一气抓走宋帝国的两位领导人，即现任皇帝赵构的父亲宋徽宗及哥哥宋钦宗（时称“二圣”）。金帝国欺人太甚，岳飞奉命北伐。可这仗打着打着，就把赵构的心病给打出来了。有一天，前线传来消息，说岳飞动员部队，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黄龙即今之吉林农安，当时的“二圣”就羁押于此。赵构闻讯，急得差点没跳起来。心想，你岳飞直捣黄龙还可以，如要迎回二圣，那我这个皇帝往哪儿搁呀？     

精读之外，还需要大量阅读

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在涉猎大量的普通读物乃至快餐读物前提下，才可以让人有能力真正精读经典著作。 在古代，讲究“看书要看圣贤书”。所谓“圣贤书”，可以理解为儒家经典，以及儒家经典阐释著作及相关的道家名著；还常常指向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须阅读的书籍（这两类常常是重合的）。到了现当代，文学类、思想类经典著作与考试用书被分隔看来，专家学者倡导人们尽量精读前一类，而人们真正读得最多的还是后一类。     

中国古代长寿帝王的养生之道

中国帝王之多，可列“世界之最”了。查遍我国的二十五史，前后有230个皇帝，寿达50者竟不到半数，而长寿者可达80的更是凤毛麟角。其中高寿者有清朝乾隆（89岁）、南北朝梁武帝萧衍（85岁）、唐朝女皇武则天（82岁）。他们身为一国之君，虽然日理万机，却能活到80多岁，究其原因，与他们日常的养生之道密不可分。     

读者来信

增长率能说明一切吗？这半年来关于“保8％”的议论此起彼伏，对此，我想借贵刊一角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来说明经济形势。于是，有些人因为经济增长率居高不下而欣喜，还有一些人因“经济过热”而忧虑（事实上，“经济过热”是指投资过度，表现在增长上却是高增长率）。于是，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经济适度增长”战略。但所有这一切关于增长的讨论其实是基于误解。经济可能会进步，也可能会退步，但进步和退步未必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用增长率对经济发展进行测度的困难不是可以通过改进…     

社会的官僚化与“公务员热”

与欧洲的“市场社会”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在被母体社会内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所谓“公务员热”，只是上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演化趋势的千百种表层现象之一种而已。基于常识，“公务员”这一社会阶层享有下列生存优势：（1）与权势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2）物质生活正在迅速改善；（3）具有更高的职业稳定性：（4）满足“布尔乔亚”情调与“东亚精英”理想的某种身份想象。     

乱弹《大清相国》

所谓“官场”，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帝王集权政治相互作用之下的产物。它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奉行着大家都心知肚明又不肯说破的种种“潜规则”。维持这个官场的要害是一己的私利，为了私利厮打得你死我活却没有人对公共事业负责（为了这个私利，高士奇不是连皇帝老儿都敢糊弄吗？）。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腐败令法国人痛恨不已，所以有“为一块牛排出卖巴黎”的激烈讽刺。     

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持续百余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国力强盛、气象宏伟震撼一时，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坚信“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学术研究的游击战倾向及“后学’与“国学”的异曲同工

学术研究的游击战倾向及“后学’与“国学”的异曲同工罗厚立记得前两年热心的章Ｊ冶老先生听到“老三论”和“新三论”又被“人文科学家”赏识的消息，曾“颇感烦躁”。（《读书》１９９４年６期。）我当时只觉得十分惊讶，盖时下讲究市场规律，而清季以来的趋新大势迄今...     

从全盛到衰微——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持续百余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国力强盛、气象宏伟震撼一时，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坚信“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痴爱最是闲读书——古代官史读书趣事谈

古人读书有三余之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这恰应了“痴爱最是闲读书”这句话。古代一些官吏正是由于以书为友,坚持一生读书,才成就了大业,提升了人品,圆满了人生。 ——唐太宗李世民,爱书成癖,读书成瘾。他虽身居皇帝高位,日理万机,但一有空闲,便捧书苦读,且十     

袁世凯祢帝的幕后推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宣布登基，史称洪宪皇帝。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下台，当了83天皇帝。6月6日又因尿毒症弃世而去。袁世凯是一个谋略绝非寻常可比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之潮流，复辟帝制呢？这里面除了袁世凯本人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幕后充当推手，这个因素也不可不察。     

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

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中文里的“民族”，是一个相当简约的概念。它由“民”和“族”两个词组合而成。所谓“民”，古代多指被统治的庶人（如“民惟邦本”）或泛指人类（“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现代有时指人民（如“为民除害”），有时指某族的人...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及其适配组态研究

数字技术是否显著冲击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要素构成与资源配置关系，直接影响着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的制定，也是引导制造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下优化创新要素、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问题。基于“迈尔斯—斯诺”战略类型分析框架，使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上市样本数据，以多因素组态视角分析了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冗余资源、环境动态性与数字创新（探索式/利用式数字创新）4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绩效的组态效应，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1）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企业绩效的数字创新适配组态：“捕获—突破”型、“编排—开拓”型、“协同—共创”型与“自驱—并创”型。前两类可归纳为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后两类可归纳为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2）高环境动态性下，强感知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获取高绩效的关键条件；（3）非高环境动态性下，高冗余资源与单一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产生高绩效的关键条件；（4）科技型制造企业更倾向于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而传统制造领域企业在资源充盈时更倾向于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本文研究结论一方...     

“官面子”有多大?

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的传统的国家,“官面子”之大自不待言。面子最大、最威风十足的“官”,当然要数那些个垄断了第一人称“朕”(秦以前人人可用,秦朝开始为皇帝专用)的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的官面子大矣哉!从皇帝往下数,各级官员的面子也都大     

“奶牛”·“猫”·“狗”的比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经营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经营方式已日益明显地摆到了重要地位。所谓资产经营是指以追求最大利润和促进资产最大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经营为特征,通过对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资产结构动态调整等方式和手段,对企业资产进行综合运营的经营模式。对此,经济学家用权形象的比喻描述了这一问题。任何企业的资产,抛开其具体形态,都可分为“奶牛”（大量现金流入,这类资产能给企业提供发展手段）、“猫”（不易把握类资产、经营操作中其盈亏都将带有偶然性）和“狗”（企业需要追加投…     

产品质量成本论略

一、传统产品质量成本观的缺陷传统的产品质量成本是指为保证产品符合一定质量要求所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具体内容包括：１．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即损失成本，可进一步划分为内部质量损失和外部质量损失两类；２．为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它又可分为检验费用（亦称“鉴定成本”）和预防费用（亦称“预防成本”）。传统质量成本观认为：质量成本与产品的质量水平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预防成本、鉴定成本的增减变动会对损失成本产生影响，形成一种此消彼涨的格局。笔者认为传统质量成本观至少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