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STATA14探讨了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质押后，相较不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是否会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以及股权质押、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在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后，为了避免股价发生异常波动或者持续下跌从而引发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相较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的公司的确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会通过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进行市值管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独立董事与审计费用

股权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以其方便快捷、不具有股权稀释性、可以增加限售股流动性的特点，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普遍应用。然而，股权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也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很大风险，从而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中重要的监督机制，可以改善公司经营环境、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因此选取独立董事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验证。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审计费用会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权百分比的提高而增长；独立董事规模和学历水平可以弱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性别构成不存在调节效应，即独立董事中的女性独立董事占比对两者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股权质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存在两种盈余操纵行为。同时，引入分析师关注探讨外部监督是否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而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促进作用，且在高股权质押比率的公司中，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建议：监管机构应继续完善股权质押的披露机制，持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重点关注股价突破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公司；对高股权质押比率的上市公司，应关注其真实盈余操纵的情况；质权人应谨慎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及时跟踪了解公司的质押状态，如果质押比率过高，就要引起重视；上市公司应合理规划融资方案，考虑股权质押的风险和成本以选择合适的融资组合，在预测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后，再选择质押的数量。     

控股股东自利行为选择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检定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以及探索公司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选择与股权制衡之间的关系。站在股权结构外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能够制约控股股东与其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但无法制约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中小股东把关联交易而不把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站在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关联交易使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增强,但上市公司派现行为降低了这一制衡作用,而且在考虑股权结构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高送转”吗?

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基于风险视角的董事会相对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

利用2004~2012年928家深沪上市公司9年8 352个年度样本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从董事会治理风险的角度,验证了董事会相对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调节作用时,董事会相对权力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结构的陷阱

本文研究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环境中,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沪深两市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过去三年的非平衡纵列样本,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非线性的,显示出控股股东监督和隧道效应并存的双重效应;(2)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 ; (3)外资股东对公司绩效有正向效应 ; (4)国有控股公司的效率明显低下。由于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在不同非流通股股价情形下, 导致最差业绩的控股股东持股率,我们称此为股权机 构的陷阱。本文发现,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低效的重要 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果为未来的股 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     

上市公司增发与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公司作为行为主体的股票增发和以控股股东作为行为主体的掏空与支持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选取2004-2008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增发前后上市公司业绩变化、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变化以及上市公司业绩变化与控股股东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支持与掏空行为和上市公司实施增发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控股股东会倾向于在增发之前运用支持手段促进上市公司增发得以顺利实施,而在增发成功之后倾向于实施掏空行为,并且控股股东的这种支持与掏空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有着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从上市公司增发的角度对掏空与支持行为并存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基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最优股权结构研究

基于股权高度分散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已受到现代经济学的挑战,股权相对集中且存在控股股东是现代股份制度的典型特征.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出发,构建了控股股东和监督股东各自的价值模型,定量地证明了最优股权结构的存在性,并从理论上推演出控股股东和监督股东的最优持股比例,以弥补仅从实证角度研究的不足.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控股股东寻租条件及其价值衡量

控股股东寻租是有条件的,通常当控股股东对经营预期低于寻租,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寻租：当企业发展速度低于一定数值,控股股东可寻租额较大时,控股股东总会寻租。企业发展速度、控股股东股份和企业收益都会影响寻租临界值的大小。当存在控股股东寻租时,控股股东寻租的价值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股权交易进行衡量,如采用市场收购控股权,控股股东寻租价值要高于其股份因收购而溢价的部分,如采用协议转让控股股份,控股股东寻租价值相等于控股股东股份的溢价部分。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