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协调的重要保障。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算研究2004～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显示:(1)GTFP的变化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而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并不明显;(2)从时间演变规律看,GTFP整体呈现波浪式类"W"型变化规律,但总体呈下降趋势;(3)从空间分布特征看,GTFP的空间相关性日趋显著,空间分布集聚现象逐步增强。     

中国能源绩效的动态演化、地区差距与成因识别——基于一种新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

基于"全要素"与"产出多样性"双重约束,提出一种新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绩效。研究发现:我国能源尚未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型,呈现"上升—下降—下降—回升"的演进态势;能源效率的总体差距趋于加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均不存在收敛现象,区域间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主要贡献因素;忽略非合意产出将导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被高估,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进步率的高估现象更为明显;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现累积性增长,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能源效率并未出现"追赶效应";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平衡导向"向"协调导向"转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并未出现"协调发展"与"加速增长",四大地区普遍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东部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降低,中部、西部和东北则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下降和能源效率下滑双重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速峰值区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向京津冀转移;资源型省份陷入"资源诅咒",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基于DEA和方向性距离函数的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测度

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方向性距离函数建立2类能源效率测度新模型,分析比较了2004～2008年中国29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节能潜力;同时,在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引入"目标能源强度"指标并测算了2004～2008我国各省份的能源强度效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节能形势严峻,各省份、区域之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能源节约和产出增长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因此,提升科技实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仍然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战略重点。     

非期望产出下我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差异研究

提高能源消耗产出效率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机扰动和外部环境是研究能源消耗产出效率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传统的DEA模型无法剔除非期望产出对效率值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四阶段Bootstrap-DEA-Malmquist模型，采用1990~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松弛指标调整能源投入，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扰动，并借助Bootstrap随机抽样法进一步减小由于样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测算了中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对能源效率的估算具有显著影响，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后得到的能源效率值、技术效率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调整初始投入后的技术进步值有所上升。此外，考虑环境因素时，能源效率值下降，但是进一步运用Bootstrap随机抽样法消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后，能源效率值有所上升。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从能源效率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剥离，获得更为准确的能源效率值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值。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全球石化行业增长方式探析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全球石化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地向前发展。这一持续增长的背后靠什么力量支撑和推动,是要素投入增加引致,还是由生产率变动造成?生产率(Klenow&Rodriguez-Clare,1997)测算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来自于要素投入的贡献(通常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以此寻找增长的源泉。索罗(Slow R.,1956)等人利用理论生产函数推导增长方程而得到“增长余值”,并对此概念提出并加以不断完善的,在进行解释时附加了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等条件,然后赋予“增长余值”以技术进步率或技术进步速度…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模型及实证研究

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从全要素生产率、FDI溢出效应以及吸收能力3个方面探究FDI技术溢出机制,构建了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模型和基于吸收能力的溢出模型,并以长春市12年的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的FDI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存在二次函数的非线性关系,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基于空间比较路径选择模型的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研究

在考虑各地区内在联系的前提下，为以最少的双边比较次数，实现地区间可传递的多边比较，本文把最小生成树理论与空间结构分解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比较路径选择（SCPS）模型。利用2007年和2012年中国27地区的投入产出表，以碳生产率的五因素乘法分解为例，示范了SCPS模型的构建过程，并对中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碳强度是影响区域碳生产率差异性以及各省碳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最终需求和产业结构也对碳生产率差异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地区可通过加大低碳投资力度，增强信息、技术及其他资源的跨省区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缩小碳生产率差异性，提升碳生产率的整体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低碳绿色模式转型。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农业中间消耗品的分析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ATFP）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引入农业中间消耗品，利用LP方法测算199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ATFP，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ATFP的关键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包括：ATFP对数值集中在[6.0，6.5]区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σ收敛；全局Moran's I指数低于0，即ATFP呈现空间负相关关系，其空间集聚效应减弱，但分布格局相对稳定；大部分省市ATFP的增长率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部分省份明显存在多个峰值，尤以西部地区的省市最为明显；农村人力资本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ATFP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但仅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交互作用对本地区的影响显著，即农村人力资本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ATFP；农业地位、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及农田受灾率的系数显著为负，但仅农业内部经济结构的空间溢出作用显著。     

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但之前大部分区域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都忽略了空间相关性,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本文首先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2000-2009年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进一步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个方面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局域相关显示出其空间集聚特征;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份企业家创业活动对本省企业家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基于模型分析结论,提出了引导创业资源空间合理流动、促进省域企业家精神发展等政策建议。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本文兼顾日本和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兼业标准,提出了划分农户兼业的新标准。文章分析了我国农户兼业的地区差异和阶段性差异两大特征,将农户兼业分为前期成长、中期平稳发展和后期分化3个阶段,并据此推断我国农业生产的兼业化与专业化并存会成为一种常态。文章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呈现流转规模逐年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和流转主体趋向多元等3大特征,并利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简单地认为农户兼业会妨碍农地流转是不妥当的,有些地区兼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并不必然显著低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模型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农地转出受到了行政干预。文章最后提出5点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两国开放经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模型包括家庭、厂商、货币当局三个部门,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动态参数进行估计,货币当局采用两种货币规则,一种是利率规则,另一种是货币供应量规则,分别在两种货币规则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两种货币规则下的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变量的溢出方向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溢出大小方面还是有差异的,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的利率下降对美国利率的溢出明显大于在利率直接下调情况下对美国利率的溢出;中国货币供应量政策平滑性明显不如中国利率政策,中国在利率规则下对通货膨胀、产出、汇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的关注程度。因此,从中国货币政策的国内目标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角度而言,泰勒规则比较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能够在实现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国内目标的同时,降低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