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徐勇编者按农村基层选举（或称农村村民自治）时下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日益成为关心中国社会前途的人们寄予厚望的对象，有人视之为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希望所在，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提升乡村社会自...     

“选来选去总是那几个人”:中国农村选举微观困境及应对——以W村为例

农民对村"两委"选举态度冷漠,参与程度低,"选来选去总是那几个人",主要是经济上不自由、家族势力影响大、民主意识淡薄、村委会自治程度低、村干部待遇差等造成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政治参与奠定经济基础;消除家族势力影响,为农民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民民主意识提升创造条件;提高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参政议政提供制度保障;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为农民积极参与竞选提供权益保障。     

认同、互构：德孝文化与乡村善治的耦合机理

建设和繁荣乡村先进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新气象,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路径。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礼治、政治、自治的不同阶段,正在向善治的方向发展。当前,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实施载体,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实践中,产生于乡土社会的德孝文化与推进乡村善治相耦合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目前,各地已成功开展了孝行天下、孝道文化大餐、孝道村民学堂等活动。以各地实践为参考,可以发现,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孝因子,凭借道德和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双重耦合,可以促进现代乡村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以道德耦合涵养乡村文明生态、夯实乡村治理基础,以关系耦合构建乡村共同体、强化乡村社会关联,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社会转型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型

<正>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的稳步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而转型:由农村政治的领导核心向农村政治领导核心与农村社会领导核心并重转变,由农村群众的领导者向领导者与服务者并重转变,由培训党员干部向培训党员干部与培训新型农民并重转变。把握这些功能转型,对于进一步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空间重构:一个三维框架

农村基层治理空间反映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从主体维度、关联维度及绩效维度三方面表现出来。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以及不断推进的新城镇化运动,农村基层治理空间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下处于空间重构阶段。根据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趋向,农村基层治理空间的重构要寻求各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在重视民间组织及乡村精英参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真正通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的道路。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乡村政治:村民自治的狭小空间

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然而,许许多多的事实却遗憾地表明:新农村建设的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干部的政治素质现状分析——基于豫北五县十村的调查

<正>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中坚力量,不单是村民自治实践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村干部政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治理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农村治理的研究成为显学,但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乡村改革、选举、管理等制度和体制层面上,对村干部这一政治实践主体本身的研究并不多,专门分析村干部政治素质的成果更是鲜见。由此,我们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实现路径研究——以何斯路村的实践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道德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仍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弱化了道德的控制作用、治理主体伦理素养不高、现有的乡村治理实践尚未对德治表现出充分的重视等。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创造了一种系统性、全面性、有针对性的乡村德治模式,为其他乡村推进道德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体而言,即发展乡村产业,奠定道德治理物质基础;转化和创新发展乡村传统文化;设计完善的道德治理制度规则;构建道德奖励机制,强化道德行为;恢复道德的评价功能;提升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     

构建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应坚持自治为本、德法结合,将自治、法治、德治的原则和技术有机嵌入治理实践中,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乡村善治。自治为本,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村民自治就是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要求,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法治框架下依法处理自己的事务。法治保障,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当前,我国需要尽快完善农业     

以“三治合一”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体系当中,乡村治理体系是基础,夯实基础方能固本。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这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健全乡村治理模式、构筑乡村新秩序找到了路径。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是相对专制而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就是农民在获得土地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进而逐步获得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形式,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广大农民有了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种村民自治形式,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也是广大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创新的路径变迁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已经得到了普遍推广，随着实践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对村民自治制度进行了比较，总结我国现存村民自治制度的利弊，在分析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为以后农村基层自治提供制度性的借鉴和参考。     

农村婚变：岂一个“离”字了得

与爱人相恋、相守，是任何时代人们都会追求的美好情感。然而，在当代农村，随着社会流动加速、人口结构嬗变和乡村文明转型，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婚姻家庭秩序受到了冲击，农村离婚率连年攀升，并由此带来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保卫“乡村爱情”，仅仅依靠个案说服教育或社会舆论谴责是不够的，更进一步讲．还需要努力建设新农村，努力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引导农民建立健康、负责、懂得付出的婚姻观。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已有文献在对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的同时,对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关注不足。视农村基层自治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 Logistic Model),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间面向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可能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以显著为正的概率使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迈向更高的水平。本文尝试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内生化于财政分权,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及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我们所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农村自治组织体制功能不健全等三个方面。因此,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应当对创新社会治理理念、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构筑多元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予以足够的重视。     

公社制度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从目前看,中国乡村发展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一是生产的“小”与市场的“大”的矛盾;二是政治的“强”与经济的“弱”的矛盾;三是物质的“实”与精神的“虚”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三大矛盾,应积极推进“六化”,一是应以自治化、民主化为原则,大力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层面的规模化、合作化和技术化;三是积极倡导乡村新文化,应对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否定之否定,建立一种自治公社体制。     

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

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