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真的存在“功能锁定”吗？——基于契约角度的新解释

结合配股权契约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997～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1999～2000年市场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价高于营业利润,表现为"功能锁定"现象,但可以通过配股权契约与盈利持续性予以解释;2001年配股政策的变革,降低了非经常性损益在取得配股权过程中起的作用,市场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价回复正常,"功能锁定"现象消失.结论显示,在我国特有的转型制度背景下,配股权契约对股票定价有影响作用.某些年份盈余定价表现的"偏离",是基于经济制度背景的理性行为,而非基于心理行为的非理性现象.     

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非经常性损益、会计准则变更与ST公司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作为盈余管理借用的工具,上市公司是否会借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2007年我国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为研究这个论题提供机会。本文以异常非经常性损益比重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有较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中,ST公司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前的盈利状况和上市公司风险警示显著地影响会计准则变更年度的盈余管理方向和大小,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和为降低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另外,研究发现,证券监管部门通过风险警示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实施了有效监管。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各异: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并进行具体、透明的表外披露;同时,也建议在监管政策实施中全面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型股权激励实践,研究公司是否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分类操纵。本文发现,近20%的观测(公司方案—年)在待权期内年度业绩考核时"踩线"达标行权业绩条件;而这些"踩线"达标公司的异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营业外支出正相关性更强;当审计师专业能力较弱或独立性更低时,抑或管理层现金报酬更低时,分类操纵行为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更可能在首个业绩考核年度中使用损益分类操纵,而在后续的业绩考核年度中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意味着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多期考核情境下对3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做出了综合考量。总体上,本文的发现意味着,股权激励"踩线"达标公司通过将经常性费用藏匿于营业外支出(尤其是识别难度更大的其他营业外支出)的方式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分类操纵。     

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寻找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微利公司和扭亏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而亏损公司则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其中,处置长期资产收益、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是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本文同时提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并为最新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提供了证据支持。     

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业绩形象都会被"非经常性损益"所影响。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非经常性损益应如何判断?本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出"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清晰阐述"非经常性损益"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在财务对标过程中应关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对标的指标选择提出建议,并给予国资委考核指标相关建议以保持各种考核口径的一致性。     

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非经常性损益成为净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股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文对我国A股市场2006-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类处理,分为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并对两者的混合样本、盈利公司样本和亏损公司样本分别进行了关于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与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只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盈利公司还是亏损公司,每股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关系不显著;(2)盈利公司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显著相关,但在亏损公司中此特点不显著;(3)时盈利公司而言,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相关性比非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对亏损公司而言,每股非经常性损益比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资产减值准备与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管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证监会2001年颁发并于2004年以及2007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有关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披露规则管制入手,以2003～2006年间深沪两地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制规则约束下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行为的特征。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证监会的增加披露规则的确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内部估值操纵盈余的行为,但是,在规避和迎合管制的动机下,上市公司偏好采用流动资产项目,并利用资产减值的其他转回"合规地"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本文利用扩展的2001～2007年样本进一步探究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规则的变迁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管制规则是导致资产减值类型和转回结构选择的主要原因。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很低,甚至亏损,净利润却很高,这些公司实际上并不具有成长性和发展潜力,因此考察公司业绩时要将非经常性损益分离进行考察,会有助于分析出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了解公司资产质量和长期盈利能力。     

薪酬激励、董事会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以2002-2004年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行业采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计算,以此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高管人员薪酬激励、董事会监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债务水平之后,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水平与调高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高度正相关,表明薪酬激励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个基本诱因;董事会监管机制对于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并不明显,但本文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调高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规模较大的董事会能够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     

公允价值的运用与应计利润功能——基于中国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研究

与现有文献多从价值相关性角度研究公允价值的实施后果不同,本文通过考察我国新准则下应计利润功能的变化来评价公允价值对会计盈余的影响.以200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我们发现新准则下各期经营性现金流对应计利润的解释能力显著下降,应计利润与上期现金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与本期现金流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所有减弱,但与下期现金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对之的预测能力显著增强,对经济收益的确认更加及时和充分.鉴于新准则对会计盈余、特别是应计利润的系统性影响主要来自于公允价值的运用,这些证据表明实施公允价值能够增强应计利润确认经济收益功能,但会削弱其降低现金流噪音功能.     

政府补贴、成长性和亏损公司定价

本文以Ohlson模型考察2002-2007年A股亏损公司定价问题。针对亏损公司盈余与权益价值负相关这一异常现象,我们通过将政府补贴、成长性、研发支出和负债融资信息引入定价模型,发现政府补贴、成长性和负债因素能够有效改善模型,消除了盈余与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的异常现象,改善了定价模型的效果。通过从规模和净利润两个维度对亏损公司的进一步分类,我们发现从净利润维度来看,政府向那些更容易通过非经常项目扭亏的公司提供了更多财政补贴,并且政府补贴与净利润为正公司的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与净利润为负公司的权益价值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规模维度来看,上述现象在小公司样本更加明显。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When labor representatives join supervisory board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and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cash flows

We examine how the change to 50% labor representation on German supervisory boards is related to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cash flows, since both are proxies for short-term financial policies. We expect the change to b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working capital and increased operating cash flow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e compare a sample of listed and non-listed firms that changed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between 1987 and 2014 with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control firms that did not change their level of codetermination. In line with our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is related to lower working capital and higher operating cash flows compared to our control firms. We conclude that firms begin to engage in more efficient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due to the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on supervisory boards. We also conclude that the positive short-term effects on the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mply that labor representatives do not bear just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in mind, but also those of other stakeholders.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司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对于发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如果其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中央直属国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上述因素对公司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应计质量的风险定价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以2002年～2008年57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运用固定效应和时间序列OLS回归方法,从股价(年报后)和股票回报率两个角度考察A股上市公司应计盈余质量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对股票的定价。通过将每股盈余分离成每股可控盈余、非可控盈余和经营现金流后发现,年报之后的股票价格与可控盈余之间呈高度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不能有效识别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客观定价。进一步,通过构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AQfactor,将其纳入CAPM模型和三因子模型中进行资产定价检验。结果显示,AQfactor虽然与股票回报率正相关,但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即在中国A股市场上,没有证据表明应计盈余质量可以作为一个信息风险定价因子来解释股票回报;在相对较长而稳定的期间里,超常的报告盈余引起的应计盈余波动并不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回报率。     

股利政策、盈余持续性与信号显示

本文基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股利类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大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派发了现金股利的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要强于未派发股利的公司,而且在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上也表现出更强的增长能力.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中.股利支付率的大小与盈余持续性强弱并不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股利支付率高的公司在盈余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盈余持续性.最后,大股东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未显著影响到盈余的持续性.由此,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成为以持续性衡量的盈余质量或未来盈利能力的附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