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企业在新所得税优惠政策下的节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的重点,并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收入效益。本文将新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划分为税基式优惠、税额式优惠、税率式优惠三种类型,并以此进行企业节税筹划分析。     

财务保守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财务保守行为是指企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地采用低财务杠杆的财务政策的一种行为。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管理观点相比,保守的财务政策更加注重获得财务灵活性以防范风险和捕捉未来的投资机会,是一种崭新的资本结构管理的观点。本文运用LOGIT非线性回归模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别从产业组织、资本市场和治理结构3个方面考察了影响财务保守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由产品市场竞争决定的企业本身的内源融资能力是财务保守行为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而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府管制和产业组织情况;资本市场的估价状况对于财务保守行为有重大的影响,我国股价高估的资本市场环境,以及二元割裂、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使得非流通股股东偏好从增发和配股中获取利益,客观上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而这种偏好表现在资本结构上,就是财务保守行为,可以称之为企业融资战略对于财务保守行为的影响;最后,我们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财务保守行为和公司竞争战略之间有足够的联系,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管理方面较少地考虑到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尚待进一步地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的融资行为及其对成长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资金瓶颈被认为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相应资本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了企业的成长。以592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1-2010年共10年为时间窗,利用独立混合横截面回归方法研究了自主创新能力对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财务杠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用专利授权数还是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创新能力对内源融资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用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时,创新能力对股权融资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而,创新能力对杠杆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发现杠杆影响成长的证据。     

认知偏差、债务政策选择偏好和资本结构税收效应

本文针对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其债务政策选择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认知偏差影响下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了债务政策选择的税收效应,并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债务政策受到了认知偏差的影响,即随着财务困境成本的不断增大,上市公司对其变化的敏感性不断降低;认知偏差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过度保守负债或过度积极负债,导致最优资本结构与税率无关;认知偏差不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适度负债,且负债水平与税率正相关。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需要更为客观地评价财务困境成本,更为理性地利用负债的税收收益,尽可能避免认知偏差对企业价值的损害。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学者根据代理理论认为股权融资过多的企业未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企业绩效下降,如果从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影响这一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通过对 2000 年～ 2003 年深市和沪市 796 家公司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也是导致企业采用低财务杠杆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一原因而导致的财务保守行为是合理的,它是企业为避免财务风险、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战略行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值税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值税制度,总结了可供我国学习的经验,包括:税率档次简化、税收优惠规范、税收扣除规定明确、对留抵税额给予退税、对小企业实行简化的征税办法、进行增值税协调等。增值税是我国减税降费的重头戏,近年来一直处于改革过程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税率档次较多、有些税收优惠具有过渡性质、留抵税额退税的负担方式尚未明确等问题。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沿线相关国家进行税收协调的必要性逐步显现,需要及早进行路线设计。根据国际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应进一步简并税率、规范税收优惠、条件成熟时取消加计扣除、完善留抵税额退税办法等建议;根据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我国应首先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增值税协调。     

税率调整和资本结构变动——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事件,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由于取消“先征后返”优惠政策提高了公司税率,它们相应地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结构理论。同时,本文还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其提高财务杠杆的方法是增加公司债务融资,而不是降低所有者权益,这一结论与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事实相一致。本文是第一篇直接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调整与资本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论文,它运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公司税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证据;同时,本文首次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税率发生变化时的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乃至财务行为的改进提供重要的依据。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企业特征与绩效

本文用总负债率、长期帐面负债率和短期负债率三个指标作为财务杠杆的代表变量,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公司特征与绩效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盈利性、成长性、非债务税避、公司规模、税率、道德风险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作出了解释.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自沪市的经验证据

很多公司中存在着终极控制权现象,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控制公司并以此获取控制私利,资本结构作为公司的重要财务决策必然会受到影响.以资本结构为对象研究终极控制权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构建一个全新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替代变量,结果表明在中国终极控制权比控股股东更能反应控制的实质和掏空的本质,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债务融资是为了通过举债获得可控制的资源;相对于国有的终极控制人,民营的终极控制人的上述动机更加明显;尽管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但是独立董事的存在确实能抑制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     

浅谈新税法下的企业所得税筹划

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纳税人的统一、税基的统一、税率的统一和税收优惠的统一,与旧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迫切要求企业寻找新的纳税筹划方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分别从税率、计税依据、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探讨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纳税筹划的新思路。     

基于税盾效应的供应链贸易信用融资优化决策研究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本文基于贸易信用融资模式，引入税盾效应，建立了由单一核心供应商和单一经销商组成的含税盾的贸易信用模型，探讨有融资需求的经销商进行订货、核心供应商定价的决定策略，探究不同计息方式的价值实现和融资模式优选。通过stackbelberg博弈、比较分析和算例验证，研究发现以订货量确定为基准，融资需求出现的时点对供应链企业计息方式的选择均有影响。税法关于利息抵扣上限、贸易信用贷款利率、订货量等均影响经销商计息方式的选择，融资额度影响其订货策略；生产成本的差额、定价策略影响供应商的计息方式。     

开放经济中跨国公司的最优所得税模型

通过对不同避免双重征税方法下最优所得税模型的建立,解析了政府最优政策的收入函数,得到税收竞争均衡中的公司所得课税政策.对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在扣除法和抵免法,以及免税法与抵免法的不对称体系下,对跨国公司从源征收公司所得税都是最优选择.由此,得到不同于国际税收经典理论的结论.     

商业银行税务风险评估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税收压力越来越大,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开始日益关注税务风险。税务风险有2种表现形式,即税负过重和税收处罚。根据1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0年的财务数据,构建了税负预警模型;采用税负对比法,对商业银行的税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营业税税务风险变化不大,但是企业所得税税负过重的商业银行有增多趋势。同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营业收入、营业支出、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对盈利综合税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效税率、投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测算了我国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以反映这三种要素的真实负担情况,然后,利用结构VAR模型分别研究三种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短期内有利于投资率的增加,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对资本收入征税,短期内不利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基于企业行为偏好的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与风险传染研究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结合复杂网络理论和信用担保关系选择机制构建了内生性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以及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风险传染模型,仿真分析了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及其风险传染演化特征。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随着时间演化,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呈现“弱去中心化”特征,而且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的复杂性与稳定性增强;(2)企业资信水平不仅能够提高“担保圈”风险冲击概率,而且可以降低信用担保系统的不稳定性。随着企业影响力和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增大,有助于增强冲击后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的稳定性。企业风险偏好较小时,保证了“担保圈”内有效的流动性供给,但当企业风险偏好不断增强时,加剧了信用担保需求方的经营困境。(3)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影响力、企业资信水平、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发挥“强化效应”。企业资信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具有“互为强化效应”。企业风险认知水平的“风险制约能力”强于企业资信水平的“风险强化能力”。企业风险认知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对违约企业数量的影响发挥互为逆向效应且两者强度相当。     

燃油税、融资约束与企业行为——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征收燃油税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减少对经济的冲击,有赖于对燃油税的科学评估。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燃油税和融资约束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1995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的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校准和估计,系统考察了融资约束下征收燃油税对环境经济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征收燃油税对促进节能减排有显著效果;但同时也会抑制消费、投资和产出,增加失业,对经济产生负影响。此外,融资约束会通过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放大燃油税冲击的影响。而且,当融资约束越强时,降低燃油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越明显。     

Taxes and the choice between risky and risk-free debt: on the neutrality of credit default taxation

Shareholders can decide if their corporation issues risky or risk-free debt. We identify tax systems in which the choice between risky and risk-free debt is not distorted by taxes. These credit default neutral tax systems make it possible to make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and firm valuations neglecting credit default risk, even after taxes. Thus credit default neutrality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 tax system that helps to reduce planning costs. Moreover, credit default neutral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inancial neutrality of taxation. We find one class of credit default neutral taxes that preserves and another class that modifies the expected tax distribution between creditors and debtor firm. Finally, we show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taxation on credit default neutrality.

Income determination for corporate tax purposes using IFRS as a starting point: evidence for listed companies within Austria,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ambition to harmonise corporate taxation have raised the question whether IFRS accounts could be used for tax purposes.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an IFRS-based taxation on corporate tax burdens in different EU member states, we estimate firms’ tax equity using notes on income taxes in IFRS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mpanies listed in Austria,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stimated tax equity and IFRS-equity, adjusted for the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deferred taxes, shows the effect of using IFRS as a tax base on the present value of corporate taxes. We find that estimated tax equity is mostly lower than IFRS-equity, indicating that an IFRS-based taxation would often increase the present value of corporate taxes. The median of estimated tax equity is 5.6 % (Austria), 6.4 % (Germany) and 9.0 % (The Netherlands) below IFRS-equity. However, an IFRS-based taxation does not always induce higher equity as often argued in the literature. In 307 of 1,113 totally analysed firm-years, estimated tax equity exceeds IFRS-equity. To find a further estimation for the effects of tax base reforms we also approximate the total stock of unused tax losses and the amount of useable tax losses. We find that deferred tax assets for unused tax losses are depreciated to a substantial extent.     

结构性减税下小微企业税率调整分析模型

本文针对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支撑实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边际效果日趋减弱,且对小微企业减税领域研究的匮乏和非系统性的特点,建立了一个结构性减税下小微企业税率调整分析模型。通过对企业员工、小微企业和政府三层次目标的讨论,逐步得出各关键指标的表达式,建立了政府目标同小微企业税率的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九个相关命题。研究发现：税率调整在本质上是国民对福利和就业两种需求的偏好替换;并不存在最优的小微企业税率,只存在最差的小微企业税率。目前我国设定的小微企业税率低于最差税率,属于左侧税率;税率优劣取决于其与最差税率的偏离程度,而不是绝对值。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不改变既有左侧税率的前提下,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大对职业培训和社会医保等领域的投入,实现结构性减税所要达到的效果。模型的建立和相关命题的引入,丰富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理论体系,对小微企业的税率调整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