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考虑第一大股东监管行为选择和股权制衡对第一大股东行为所施加的约束,扩展了La Porta等提出的关于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分析模型。新的模型将大股东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正负作用以及不同股权结构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置于统一框架中,运用数学推理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得出企业股权结构对于公司价值影响的一系列命题。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价值与非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的集中度和法律环境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程度正相关;在无进一步假设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无确定性的单调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其对第一大股东的有效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现有的众多实证研究结果与上述理论推断的结论基本吻合。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基于政治视角的CEO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合理制定CEO薪酬,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本文基于政治视角--CEO是否是政府指定,以西北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了可能影响西北上市公司CEO薪酬的不同变量,着重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家股、两职分离和CEO是否是政府指定第7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股、两职分离、CEO是政府是指定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两职分离.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重要股东市场行为引导下的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

重要股东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还因其影响公司成长、与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而倍受证券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存在增减持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成长性指标,通过对重要股东增减持股票与公司成长性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其市场行为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的催化作用。实证结论显示:重要股东增持总会强化利益趋同、减持强化壕沟防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壕沟防守效应越明显,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趋同效应越明显,体现了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的平衡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公司价值: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计量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并考察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作者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非线性曲线关系.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