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论社会学的精神品格

学科的精神品格是由学科的使命、学科的意识、学科的理想、学科的理论、学科的范式及学科的规范等构成,它是学科的灵魂,学科发展的支撑,也是学科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之一。社会学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在今日中国迎来了社会学的春天的时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中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行缜密研究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学有着由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的学科意识、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富有想象力与严谨规范的科学气质所构成的学科精神品格。新的世纪,新的召唤,社会学者只要执着和弘扬社会学的精神品格,一定能推动社会学的长河在新的世纪卷起更加瑰丽澎湃的学术和思想大潮。     

谈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与普及

法律社会学是在二战以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中,由法学和社会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在社科学领域里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这门学科是用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法律与人类社会活动的联系影响的科学。从几十年的发展看,这门学科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重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随这门学科的发展它对于推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法制建设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这门学科从理论到方法在西方已经是日趋成熟,日趋完善了。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提倡和加强对法律社会学这门新兴学…     

科学社会学的实际问题

准确地阐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及其研究对象、内容和状况,以及搞清它同其他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的自我观察(die Selbstbetrachtung der Wissenschaft)这个总过程的一部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课题通常是指下述几方面的研究: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位置;科学的社会职能和它对形成人的世界观的作用;科学对政治和     

美国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

自100年前芝加哥大学开设第一个社会学教研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如此宏大和如此广泛的研究。今天,从纵向上看,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已囊括了所有的研究客体——从个人和小群体到复杂的机构、政党和国家。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借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以他们固有的气魄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学学科和流派——从行为主义到结构主义,从人类学到社会语言学。数十年来,许多美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政治名流都极为关注社会学的发展。     

社会科学的学科类型新论——社会学的视角

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与常识无异并源于常识，应从常识出发对科学活动进行社会学分析。从社会的日常分类出发，社会科学可以分为普遍性学科、专门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等类型。在这种分类中，蕴涵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和分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这种紧张关系的不同解读，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前景的不同态度。     

美国的政治学

美国政治科学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曾得到广泛的发展和运用.这种方法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政治学)变成了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门学科的作用是给希望取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提供假理论根据.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重视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

在我国,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传统观念和时代思潮的矛盾以及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后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产生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学这门学科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以便为扫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障碍,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依据,同时,也在实践中创立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     

社会学学科性质之管见

关于社会学的定义,至今众说纷纭。本文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关心的主题、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实际围绕的中心、社会学的阶级性规定、社会学的实用性启示等不同角度展开详细的论述,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的研究,寻找和发现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认为这样定义,既能反映出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也明确指出了学科的研究目的和它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自由”与“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

自由与专政是法国革命的两个面向,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亦随之打上激进性的烙印,但在法国的政治理论脉络中,不乏有尝试在各个极端倾向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思想传统：孟德斯鸠、贡斯当、斯塔尔夫人、托克维尔等堪称其代表,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探讨政治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对社会维度的考量。在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性质与本原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呈现出政制与民情间的互动模式;贡斯当承袭了孟德斯鸠古今社会形态差异的议题,以古今自由之变为视角,提出在一个幅员广阔、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中探讨现代自由内涵的问题;作为他的知己与战友,斯塔尔夫人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能够保障现代人自由的共和政体：“制度的专政”;托克维尔则进一步从民情角度切入,努力探索完善民主社会并使共和制最终摆脱帝制幽灵的良方。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引导力量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From “State and Society” to “Institutions and Life”: A Shif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institutions and life” is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to “state and society.” Here, “institutions” refers to formal institutions set up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and supporting its agents at various levels and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functions. “Life” refers to the everyday activities of social beings, involving not only the interests, powers and rights-based claims of expedient production and lif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but also relatively routine popular more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and applying this perspective is to probe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ving subjects and the agent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thereby analyze the actual logic and changing direction of China’s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ehind changes in mores so as to grasp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China’s modern nation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