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的防范与惩治

职务犯罪是我国转型期带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摆在法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职务犯罪的范围要比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范围要宽泛,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是辩证统一关系:惩治职务犯罪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和保障,预防职务犯罪又是惩治职能的自然延伸,是惩治职能的必要补充。我国当前防范与惩治职务犯罪在立法与司法方面都应进一步完善,强调了对职务犯罪应防范与惩治并举、预防与惩治相结合。     

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变化及其预防——以广东近五年审判实践为视角

从广东省近五年职务犯罪审理情况及相关数据整理情况来看,职务犯罪呈现出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犯罪日趋群体化、家庭式腐败日益突出、商业贿赂呈扩散蔓延趋势、犯罪手段日益隐蔽等新特点,其原因是权力运行结构不合理、制约监督不力、案件查处力度不够、行贿犯罪成本过低等因素.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实现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目标.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犯罪 ,它与传统的个人责任基础的刑法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中 ,各国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是在刑法总则中将刑法上的人 ,解释为个人及各种形态的法人或团体 ,使所有的刑事法律条文 ,原则上既适用于自然人 ,也适用于单位 ,如加拿大刑法。有的国家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根据和条件 ,而且还规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和条件 ,并对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和单位成员的身份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美国刑法典。有的国家…     

略论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主体的特点

单位犯罪是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原刑法自然人单一犯罪主体的基础上新增加的一种犯罪主体。过去我国虽有单行刑事立法等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但在刑法学上只讲一种犯罪主体。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如何区别，与我国以往长期使用的法人犯罪的概念有何不同，是刑法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刑法总则的规定，通过研究分则条文，提出了单位犯罪在主观上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在处罚上，以双罚原则为主，也有单罚制，而且从我国刑法的规定上看，单罚制只限于个人代单位受罚，对单位的处罚方式只是判处罚金。对这些特征加以阐释，以划分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的界限     

论《刑法》第262条之二的保护法益

《刑法》第262条之二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的犯罪。将这种新增的犯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不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而应当是一种社会管理秩序。为了充分此种犯罪的立法价值,在类罪归属上应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五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从个案分析公款借贷与挪用公款罪的关系

挪用公款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近几年随着我国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挪用公款罪也成为高发犯罪。但是,如何区分挪用公款与公款借贷,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文章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指出挪用公款罪与公款借贷的不同之处,为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提供一定的法理依据。     

职务犯罪预防的制度性建议

职务犯罪预防必须根据职务犯罪的共性和特殊性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措施。进行立法上以及体制上的相应改革,实现司法工作人员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现实预防。财产申报制度和腐败排行榜的设置能够有效地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监督,保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修订完善刑法 促进依法治国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并决定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刑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修订和完善刑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步骤，对促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刑法的修订，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经过系统修订的刑法，具有统一性、完备性，而且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一、突出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刑法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对法制有内在的要求，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要靠刑法来保障，否…     

关于加强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考——对一个案例的剖析

本文以广州的一个真实个案为样本,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分析,探察了导致职务犯罪的一般路径,考量了构成职务犯罪的基本要件,透视了防范职务犯罪的制度缺失,认为路径设防是遏制和预防腐败的重要方面,严格依法执法和司法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环节,严密制度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措施。     

重塑商业反腐败之刑法规制(英文)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公职腐败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反腐败的重心。为了更好实现对公共权力约束的目的,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新表现,对中国刑法的反腐败罪名的构罪标准、具体评价尺度等微观内容进行调整,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信息犯罪新论

信息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的学理研究的类型化,是以信息社会为其研究背景的。信息犯罪的信息性凸显了新的高科技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内在差异。文章立足于其本质属性———信息性,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研究视野下的“就现象论现象”、“以现象名本质”的研究方法。从而将信息犯罪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特殊属性的研究引向深入。     

简论职务犯罪控制的几种模式

一些国家在反腐败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实践中积累了各具特色的成功经验。如道德教化、高薪养廉、法律严密、赋权惩治、政治透明、正本“浚源”等模式。注意多种措施的综合运用 ,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反贪浪潮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有效对策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青睐 ,只有对职务犯罪进行综合治理 ,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一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The people or the place? An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hate crime in multiethnic neighbourhoods in Australia

Hate crime creates significant problems for individual victims and the social fabric of a community more broadly. Victimisation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around the victim's own neighbourhood, yet few studies examine how the neighbourhood context influences hate crime.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Capacity Study involving 4,400 participants in 148 neighbourhoods in Brisbane. It examines whether it is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such as attitudes toward diversity, place attach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that reduce hate crime, or whether it is interactions with fellow residents (such as frequency of neighbourly exchanges, number of friends, and number of acquaintances in the neighbourhood) that shelter residents from hate crim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haracteristics of a place provide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s against hate crime in the neighbourhood, rather than the number of social‐interactions between residents.     

心理—社会模式下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思考

心理—社会模式是社会工作中的一种模式,将其运用于分析我国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从心理—社会模式考察,则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发展特征与其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交叉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并且心理—社会模式对于治疗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借鉴价值。     

Campus crime and concealed carry laws: Is arming students the answer?

As of 2018, ten states allowed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to carry concealed firearms on campu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regarding campus carry laws,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on the link between campus carry laws and crime on campu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determine if campus carry laws are statistically related to campus level crime. Using state-level data for the period 2005–2014 and a fixed effects model,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 that campus carry laws hav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ampus level crime. However, campuses located in states that allow unpermitted concealed carry have lower property crime rates. These results corroborate the findings of prior studies on this topic. Given these results, states should reconsider enacting campus carry law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given more latitude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firearms are appropriate on their campuses.     

拐卖儿童罪：设刑与动刑--兼论“轻处”倾向的背后因素

针对拐卖儿童罪的重刑吁请,从设刑上,中国《刑法》已为该罪配置了足够重的法定刑,在与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域针对该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对比上,中国为本罪配置的法定刑仍属重刑之列;从动刑上,司法实践中对于拐卖儿童罪绝对重刑的比值虽然较高,但在本罪与其同罪异体的拐卖妇女罪以及盗窃、诈骗、绑架罪等11个犯罪相对重刑的对比中,发现法官群体针对本罪存在相对“轻处”的倾向,而隐藏于背后的父母同意情况下犯罪人拐卖儿童罪的高比重情况,可以对此倾向予以解释。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探讨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的犯罪。它不仅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而且也侵犯公共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犯罪客观要件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 ,可以准确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更好地运用刑事法律打击挪用公款犯罪 ,保护国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     

暴力文化的社会危害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最牢固的特质,它反映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个体的生活及整个社会的运行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暴力文化背离了主文化方向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它与暴力型犯罪的相关性引起的社会危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们要正确认识暴力文化的社会危害性,提高广大群众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文化市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