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

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中国史学上地理观念的滥觞

一、《禹贡》"九州"说 中国先民较早的地理观念,有《尚书·禹贡》所记的"九州"说,有邹衍的"大九州"说,有《山海经》的"五方之山"、"八方之海"说.这三种文献按其年代,《尚书·禹贡》在先,《山海经》当晚于邹衍所论,它们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

<正> (一)《山海经》其书陶渊明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诗所说的《周王传》为今尚行世的汲塚古文之一《穆天子传》,至于“山海图”,则为《山海经》及其图谱。《山海经》一书行世极久,其纪事之时间跨度甚大,下及战国,上限远过于《尚书》。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一名秀)《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     

孔壁出书综考

孔壁出书一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重大,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知此事属实,决非古文经学派的伪造.孔壁古书当由孔鲋所藏,面世于汉景帝末年,包括<古文尚书><礼古经><论语>和<孝经>.     

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尚书》山岳地理研究

自《尚书》这部我国最早的历史资料汇编,传统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其文字的训诂和注疏,现当代的研究内容也多着重于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和政治学内容;本文抽取其中所记载的45座山脉予以解析,进行《尚书》山岳地理的研究,以期为《尚书》地理研究开辟一条可行的道路。     

试据《尚书》体例论其编纂成书问题

本文据《尚书》的体例，讨论其编纂成书的相关问题。首先，通过对《尚书》中原本作为政令文件的诰誓等所具功能性质的分析，并借助于约剂、命书等文件形式的比较，可知《尚书》的文本体例形式，原是出于现实政治关系的需要而产生。其次，由于《尚书》的编纂最后经由周代史官之手，因此周代史官很可能借鉴周代的政令文件体制，从形式上加以统一的规范修润。此外，《尚书》的编纂成书，体现了一种史学自觉意识；而周公以来以前代为戒和垂鉴后世的历史意识，恰为《尚书》的编纂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动因。最后，借助对史官执简记事职能的推考，《尚书》的最初结撰可能在西周的厉、宣之世。     

古代中国应用文的初始实践——《尚书》的性质及文体类型浅析

众所周知，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和最珍贵的一部文化典籍。史学家称其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文学家称其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散文总集，文论学家则称其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应用文汇编。各家所论自有深刻道理，只是立论角度不同而已。如果就文体格式的角度看，《尚书》当属应用文范畴。因此近代疑古学者钱玄同虽不相信《尚书》，但又谓《尚书》似乎是三代时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却有几分道理。一作为古代中国应用文的初始实践，《尚书》自有其内在的根源和外在的依据。首先，从书名称谓看…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中华文化圈中的新罗

新罗为朝鲜半岛古国,在中华文化圈中,接受中华文化影响至深.新罗的卵生族源神话渊源于颛顼高阳文化和殷商文化.由于新罗历代统治者"一意事中国",在文物典章制度上中华化、儒学化,中国王朝的适应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舆服文化给予新罗以重大影响,庆州天马冢等的金冠就是明证.新罗汲纳并融合了中华文化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古代东方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考论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以描述、彰显和定位其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显赫功绩。相对于曹之、王德毅两位学界前辈的已有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对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的实证进行研究,并且以新的材料和视野使之有所推进,以唐集在宋代之整理与流传的若干问题为契机,考究出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颜真卿集、李白集、杜甫集、李邕集、钱起集、孟郊集、刘禹锡集、鲍溶集、秦系集、李德裕集。     

论儒家法律文化及其对构建现代和谐司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司法对和谐的追求从未间断、一以贯之,从而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谐的司法制度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儒家法律文化的和谐理念应该成为现代和谐司法构建过程中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同时亦应承担＂反哺＂的角色,为转型期社会的道德重建和司法制度的人性化提供可鉴的本土化资源。     

从民国以前陕西碑石等的用字看汉字简化趋势

千百年来,汉字简化是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的愿望。我们从民国以前陕西部分碑石及其他有关物件上的用字,可以看出千百年来汉字使用者追求简化的心理。我们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耀州药王山、汉中、安康、商洛、榆林、澄城、大荔、蓝田、华阴等市县以及西安大清真寺的碑石和个别铸钟等物件上的文字材料。从民国以前陕西碑石等用字的大致情况看来,有两个主流思想,一是草书楷化,二是使用其他俗体。     

从传统走向现代: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变革

大量的剧本材料表明 ,近代传奇杂剧在服装、道具、烟火、灯光、场幕、布景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旋转舞台也开始出现。这些舞台艺术变革与创新是中国戏曲传统的扬弃 ,更是在外国戏剧文化影响下发生发展的。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转变与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革共同促进了近代戏曲的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传奇杂剧的式微与消亡。这种深刻的历史转变是古典戏曲向现代戏剧转变的一道津梁 ,对中国传统戏曲格局的终结和现代戏剧格局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保护炮台遗迹 构建风景园林——广州名城长洲岛炮台遗址公园规划设想

世界著名的黄埔军校所在地长洲岛是广州名城一个特色历史文化保护区。史诗悲壮的长洲炮台是广州至珠江口古炮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面文物建筑和地下考古遗址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军事、建筑、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价值,有必要进行抢救性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利用。维护文物古迹、拓展生态环境,因循地势地貌、因借山水风光、串联绿色通道,构建古炮台群大遗址公园,应为规划设计的宗旨。     

民国第一古镇旅游景观保护规划

浙江奉化市溪口镇,山川秀丽、地杰人灵,历代名人辈出、名胜古迹丰富,特别因为中国近代政坛名人蒋介石故里,谓之"民国第一古镇",合乎逻辑地成为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旅游区。然半个世纪以来,因城镇现代化浮躁思想的不良影响,亟须开展科学的保护规划:调整社区产业功能、改善镇区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古镇风貌及其历代文化遗产,理性构建"大溪口"风景名胜旅游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同的精神家园——《桃花源记》的象征意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经产生,就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缺乏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意识,其思想一直徘徊于儒、释、道之间。寻求共同的精神家园,使心灵得以憩息,是他们的强烈愿望,桃花源无疑是理想的伊甸园。无论从心理趋向还是从审美价值取向上,桃花源都是不二选择,它为士人精神逃避、回归自然、安慰受伤的心灵提供了优良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