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基于大数据与开放关联数据设计政府透明度模式

政府开放数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透明政府。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设计提高透明度作为数字政府的实践指南，不仅可以实现透明度的有益功能，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在自动化决策环境中所面临的风险。由于“透明度”是多维概念，包含不同意涵和功能。首先，我们从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和制度语境阐释“透明度”的意涵，进而分析透明度在政府自动化决策实践中的优势和挑战；其次，阐述政府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实现透明度的基本理论——参与式生态系统论，并厘定影响政府透明度的维度和类型；最后，借鉴隐私设计，慎思与大数据相关的语境、技术、信息和利益相关者的敏感度等因素，提出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三大阶段和九项原则。     

中国儿童福利的制度转型与政策设计

制度转型凸显三大基本特征中国政府一直将尊重儿童权利、维护儿童权利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来推动。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以保障民生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为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近年来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情况表明,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已经进入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迈进的重大转型时期,呈现出以下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首先,政府决策突出重视民间参与。2012年儿童福利领域一个突出现象是全民关注和参与,政府和     

品牌带动战略实施中的政府行为

在品牌竞争时代,政府应担当起区域品牌建设的规划者和建设者重任.政府通过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一是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二是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三是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开放,使区域经济发展有效融入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中;四是有利于推动区域政府品牌建设和政府品牌形象提升,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回顾我国实施品牌战略历程,品牌带动战略基本上局限于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领域.当区域经济发展由品牌竞争区域化向区域竞争品牌化转变以后,政府应及时调整品牌战略,将品牌带动战略升级为全面实施品牌带动战略,这既是区域品牌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实现公民监督政府的宪法权利、促进政府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近年来,随着行政公开化的推动,我国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还存在许多问题: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参与的决策动议权缺失、参与的范围不够明确、参与的方式较为单一、公众提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尊重等,表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亟待法治化.因此,要检视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得失,尽快构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这是我国当前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标签运行之法律规制

碳标签主要是指产品碳足迹标签，其运行依赖政府支持、市场推动、企业参与三大支柱。规制碳标签的运行，应以低碳、公平、效率为目标，应处理好法律属性、推进方式、规范选择三个焦点问题。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为保障碳标签健康运行，有如下三点建议：第一，根据我国实践明确碳标签认证的法律属性和主管机关；第二，明确碳标签运行以我国法定碳排放计量标准为基础；第三，由国务院颁布“碳标签运行促进条例”。     

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典型相关分析——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

发展数字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数字政府的建设亦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指数，分析了全国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地方实践情况，进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研究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在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关系，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特征：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议从顶层设计、转变理念、抓牢契机、深化研究、创新驱动、盘活资源六大方面入手，加强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统筹规划，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提升二者协同水平。     

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研发(R&D)投入及其流向(工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均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在该作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完全中介角色，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促进作用；(3)流向不同和技术创新不同，地方政府R&D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程度也不同，以地方政府R&D投入的工业企业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积极影响最大；(4)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程度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合理利用R&D投入，抓住技术创新契机，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增长。     

类案智能裁判中的人机协同及其改进

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的系统架构由设定与输入、处理与输出、学习与改进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具有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办案效率以及维护数据安全等功能。现实中，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在法律方法、科技赋能以及体制机制等层面均面临诸多障碍。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与科技互动的双重向度树立数字正义理念与价值观；在法律方法层面需要构建基于要件事实与“类比—归纳—演绎”逻辑框架的类案裁判思维规则并明确人类判断的保留事项；在科技赋能层面需要建立统一权威、开放高效的案例数据库，融合CBR和混合算法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还需要建立面向类案智能裁判的数据合规，特别是算法解释与备案机制。     

“数字人权”视野下的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公民之间面临的信息公平失衡不仅源于主体的技术获取和运用能力不足，而且和社会信息分化、算法参差赋权以及信息监管缺位直接相关，需要我们在技术性保障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性法律保障。在此法律保障中“，数字人权”可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格与利益为依托，反映“数字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平的诉求，并针对当下法律保障之不足，提供可操作的问题化解逻辑。具体实施中“，数字人权”一方面确立了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设权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借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样态，建构和完善保障该权益实现的权利体系。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数字农业助推黑龙江省乡村振兴的对策

黑龙江省在数字农业发展上有四个特征：制定规划，指导发展；人大立法，推动发展；龙头引领，带动发展；横联纵合，协同发展。其发展应用的重点：农业生产，农业服务，农业营销，土地保护，气象监测预报。黑龙江省数字农业的发展，一是要明确一系列顶层设计及政策。二是探讨数字农业中的数字农业利益格局问题和数字农业成本高问题。三是协调好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与数字农村、数字农村与数字城市三个关系。四是抓住数字农业的核心技术、平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四个关键技术。五是做好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数字农业人才培养、做好资金物资投入、加强规划和法规落实、规避风险和保障数字农业安全。     

论人工智能对我国生态建设效能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机器学习、生物特征识别、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在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预警和生态管理等生态建设方面的应用愈发普遍，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生态建设的质量和效率。人工智能对我国生态建设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节约生态建设人力投入、提高生态建设质量、优化生态管理模式以及降低生态再破坏可能性四个方面。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建设效能，应该在政府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促进我国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     

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在线旅游监管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后在线旅游蓬勃发展。本文按照数字化由虚到实的程度，或者说按照场景范围大小、旅游服务形态，将在线旅游划分为纯在线旅游、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和数实融合的旅游周边行业三类。其中，纯在线旅游是以Google Earth、VR旅游为代表的虚拟场景，是景点等“场所”的数字化；在线平台是以OTA、O2O为代表的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侧重虚拟空间对实体经济的带动，是景区、历史文化遗址、酒店、民宿、餐饮等“产业链”的数字化；旅游周边行业是以数字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数实融合在线旅游，是文创、游戏、体育、休闲、娱乐及相关服务制造等“产业圈”。对于三类在线旅游，应采取以制度设计约束虚拟空间，抑制其对实体的潜在冲击或伤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以行业监管为抓手，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推动行业自我监管和规范化发展。监管制度设计方面，应明晰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关系，构建基础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积极发展在线旅游平台。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对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三次产业构成不合理、一次产业内部存在品种结构、种植结构和区域结构不合理、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重复率高、劳动力剩余量大且素质较低、农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科技贡献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优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应着重做好政府引导、产业布局、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主导产业的选择、加快城市化进程及提高科技贡献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措施,实现由以产量为中心向以效益为中心的转变,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论优化财政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问题突出,依靠要素高投入驱动而科技进步贡献度偏低,资源瓶颈与环境恶化加剧.要使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有效转变,通过优化财政结构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应该通过加大政府支出,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税制,发挥财政职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等措施来实现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     

邓小平政府公共性的实践路径研究

邓小平政府公共性思想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导向,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基本目标,以供给公共服务为重点内容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实现政府公共性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政府公共性的实践载体,重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政府;优化政府公共性的实践媒介,重塑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政府职能;培育政府公共性的实践主体,打造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公仆队伍;厘定政府公共性的实践客体,建立聚焦民生改善的公共服务体制;重视政府公共性的实践效能,建立以人民满意为导向的问责机制。邓小平实现政府公共性的路径体系对今天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维度与未来面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为深耕法理、拥抱科技、聚焦司法和关怀社会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科技进步拓展了新兴权利的研究主题，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信息与数据权利、基因权利的研究日渐丰富；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民生与社会权利始终是新兴权利研究不变的主题，社会权的性质和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弱者权利得到了更多关注。以此为基础，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期实现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