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菊文化

日本菊花源自中国唐朝。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吸收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诗歌；二是唐朝宫廷重阳节的菊事活动。日本菊文化的内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菊文化的隐逸品格被过滤掉，又被赋予高贵的品质，菊花成为皇室的家纹，被称为“菊纹章”。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日本菊花从宫廷走向民间，赏菊在日本成为仅次于赏樱的民间重要赏花活动。在日本文学中，开在深秋的菊花透出哀婉的情绪，体现出日本民族物哀与幽玄的审美心理。     

北京东岳庙下院天仙宫小考

本文通过梳理档案、碑刻、笔记文集等资料,初步探讨了北京东岳庙下院天仙宫的历史变迁、神灵供奉、建筑遗存等。认为天仙宫原名天仙真武庙,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学颜等扩建,获赐名"敕建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简称天仙宫。天仙宫在清至民国时期成为北京东岳庙的下院,其出租房屋的收入补助东岳庙各项需用。解放后,天仙宫成为居民住所。20世纪80年代,因改造朝外大街,天仙宫的建筑全部被拆除,原有的明代石匾、石碑等辗转移存他处,幸存至今。     

皇家的紫禁城，人类的博物馆

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但根据当时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宣统帝溥仪虽宣告退位,但作为皇家宫殿的紫禁城仍留给溥仪及皇室居住使用。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恢弘的紫禁城终于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独享。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曾经的皇城、紫禁城有了这个新的名字——故宫。     

北京新生代作家

北京新生代作家金汕小营九十年代，大批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文艺人才涌入北京，被舆论界称为“寻找中国的好莱坞”。由于他们的加盟，形成了北京文艺百花园的新格局，使得北京文苑更加生机勃勃、繁荣兴盛。新生代作家是耀眼的一群，其中为人熟知的有徐坤、邱华栋、田柯、...     

信仰的生成与消解:哲学活动的内在本性

人是哲学活动的主体与载体。人之为“人”,最终表现为人面对世界具有稳定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和信仰的拥有。信仰赋予人以意义,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信仰的存在物。哲学活动最终表现为塑造人的活动与生成人的活动。这一活动以对信仰的消解与生成为具体内容。     

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巴蜀信仰民俗

明代话本小说主要从信仰对象、信仰方式、信仰媒介三方面展现了巴蜀信仰民俗的丰富内容。巴蜀信仰民俗中,信仰对象比较丰富,主要有鬼魂、精怪、神灵,巴蜀文化尤其迷信鬼,崇拜道教神灵;从信仰方式看,主要有祭祀、预知、巫术,其中巫术被更加普遍地运用;在信仰媒介方面,主要有巫和术士,巫在巴蜀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明仁天皇在中日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兼及与中国科学家的交往

明仁天皇以《日本国宪法》赋予的"日本国的象征"这一特殊地位,长期倡导和平,维护日本宪法和平主义原则,珍重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史的中日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真诚期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从而在中日外交中起到了独特作用。明仁作为科学家从事鱼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树立了作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形象。明仁天皇积极同国内外科学家进行交往,显示了日本皇室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皇室在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具备了与时俱进、追求现代科学、发挥独特"皇室外交"作用的另一面。     

论唐诗人与道士交游的范型及其诗学意义

送人入道、送道士归山和山中访道是唐代诗人与道士交游的三种主要方式。从入道者的身份看，可分为宫人、官人、处士、佛徒和平民五种。他们入道的原因各不相同，诗人对此的反应则以肯定为主。诗人与道士交游有学道问医、名士雅集和虚拟游仙等现实需要和心理代偿等原因。仙为“人在山上貌”的观念和道士在山中修炼这一事实使访道求仙成为诗人创作山水诗的因缘。     

新历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

新历史小说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语境发生变化后,作家为了摆脱政治对文学的规范,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重新陈述历史,继而达到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的目的。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欲望本身的随意性与非理性,有效地将历史主义所依赖的理性信仰进一步否定,使人类的欲望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对象。     

昆明湖水系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意义

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不仅是这座经典园林的灵魂和骄傲,也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水利成果与城市水系格局中的重要文化符号。从最初的小型天然湖泊到今天的昆明湖,它的变迁不仅限于自然界的沧海桑田,而且与人类的改造息息相关,被城市发展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含义。探索梳理其源流变迁,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昆明湖之于北京水源的重要性以及隐藏在其景观功能、水利功能之后的文化内涵。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全唐诗&#183;忆荐福寺牡丹》确系唐人作品

《全唐诗》所收题为胡宿的《忆荐福寺牡丹》诗,被古今学人说成是北宋胡宿的作品。荐福寺是唐都长安的佛寺,诗中有"十日春风隔翠岑"、"空作西州拥鼻吟"句。北宋胡宿是东南地区的人,应试科举和做官,一直在首都汴京和东南地区,没有游宦西北地区的经历。他在世时期,荐福寺历经唐末战乱和多次改朝换代,已逾百年,早已受到破坏。因此,这首诗应是置身西北地区的唐后期作者的作品。     

唐长安大明宫、太极宫三清殿小考

唐都长安的大明宫与太极宫内各有一处名叫三清殿的建筑，宫中还有玄元皇帝庙和数处道观，这些均为道教性质的建筑，此外，长安城中还有太清官的建筑，也是一处道教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各自具有何种功能？笔者认为宫中的三清殿是专供皇帝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玄元皇帝庙则属于皇室家庙的性质，宫中的道观则供宫中其他人员，如嫔妃、宫人和宦官们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至于太清宫乃是进行国家祭祀的场所之一。三清殿的建筑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唐代人事制度考论

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唐代人事制度，不仅迥异于魏晋人事制度，开古代中国中古时代之后用人选官及世界文官制度之先河，而且其在选拔、录用、考绩官吏等方面体系化的、较为科学完备的制度措施，既是构成贞观、永徽、开元年间吏治清明乃至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行政机构和人事制度深刻改革的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明成祖与北京城

明成祖定鼎北京,是由许多偶然事件串联而成的,如果没有明太祖的分封,没有建文帝的"削藩",没有"靖难之役"的胜利,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不会有定鼎北京的结果。而明成祖定鼎北京的政治举措又是通过营建北京的宫殿、修造皇家陵寝来落实的。在这个过程中,明成祖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他却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定鼎北京的壮举。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