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除四害”行动

一提起所谓荒唐的事。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跃进”时期涌现的一件又一件新奇的事物。和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奇迹”。这些事物不仅遍布中国的城市乡村,也曾出现在中南海里,只是中南海里的人虽然积极地投入这些新奇的事物,却最终没能创出惊人的“奇迹”来。在中南海里,孩子们对大跃进最直观的认知,就是“除四害”和大炼钢铁。     

城市“热射病”

绿地、树荫、河流、湖泊,这本应是一座城市的“留白”,为城市存留降温的生态空间。然而,三十年造城大跃进,很多“留白”已成故纸堆上的记忆。民间学者的鼓与呼,也难挡蚕食步伐。     

“一稿多投”的背后——从“一稿两投”、“一稿多投”到“一稿多发”、“重复发表”

“一稿多投”现象在我国有明显的萌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从“一稿两投”、“一稿多投”到“一稿多发”、“重复发表”、“变相重复发表”等称说的嬗变,分析学界“一稿多投”现象指称内涵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进而探讨我国学术论文“一稿多投／发”现象严重的两个主要根源：其一,职称制度改革带来的“全民学术”问题;其二,高校“211工程”、“985工程”引发的“学术大跃进”问题。     

关于“大集体”企业“二国营”机制转换问题

一、集体企业“二国营”模式的主要弊端及影响集体企业“二国营”模式,是在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后,公有制关系内部变革中逐步形成的。1.集体企业“二国营”模式的主要弊端。所谓集体企业“二国营”模式,就是“名为集体,实同国营”,即集体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诸环节都按国营企业的模式去管理,违背了集体经济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导致企业失去应有的内在激励机制和活力。其主要弊端,从企业方面看,集中体现在“统负盈亏”上。从职工方面看,主要体现在“大锅饭”意识上,职工在工资、医疗、劳保、退休等福利待遇方面躺在企业身上,追求“铁饭碗”。     

谨防移交有“术”

党政领导人、企业法人代表、主管一方面工作者因人事更替办移交(作为一种程序、法定手续)的事经常发生。人们常常透过移交者提供的一串串数字——移交内容的组成部分,往往也是核心——窥见他(她)们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数字为政绩服务,乃古今中外无师自通的经典。此“典”蔓衍至今,花样翻新,本质依旧。几十年前的“大跃进”中,一些地区的领导人曾经用虚无缥缈的数字叠成金字塔,而今早成了历史的耻     

“期望值”高低论

期望值不可没有，没有则人生没有“奔头”。期望值过高，味口吊得老高，不成功的风险是大的，但却也难以“成仁”，于是只好失落，失落的程度与期望值的高度成正比。这些都有科学依据，是调“的论”，连高倡“心理承受力”的人们也不否认的。大跃进那年头，期望值是“15年超英赶差”，足可鼓一时之勇也，但终究赶超与否不是“软道理”，即便浮夸或饿饭，也当不了真成就。不说“容易泄气”的老实话，反而益加自斗不止，还以“四分之三”的苦难来自慰，仿佛我们真生活在蜜罐f里。虚胀的满足顶了二十多年，失落还是到来．发就是“信仰危机”之…     

“”与“円”

学界多以为“”是日本字 ,“”则罕有论及。本文对此两字进行了中日语言对比的初步探讨 ,藉此揭示中日文化交流之轨迹。指出“”为中国古有之字 ,“钱”之俗体 ;“”则缘“圆”字俗体讹变而成 ,始见于东瀛抄本 ,近现代逆输入中国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People’s Communes and the Ruptur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而大办人民公社则意在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此,苏联一般干部及东欧国家表现出极大兴趣,而苏共领导人则一直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暧昧和怀疑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言论,间接地否定了人民公社后,忍无可忍的毛泽东决定向一切怀疑和反对这两项“创举”的人宣战。这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     

“寂”与“兴趣”

一“寂”是芭蕉最基本的文艺观念之一,也是日本徘句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审美情趣。“兴趣”是严羽提出的中国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对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作了界定和阐发。对“寂”和“兴趣”这两个观念作比较思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古典诗歌在艺术追求和审美理论上的异同,深化对两国古典文艺的特征的了解和把握,促进对东方传统文艺美学的研究。“寂”和“兴趣”,分别产生在日、中两国古典文艺的丰厚土壤上,对两国的传统文艺理论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既根基深固,又影响深远。“寂”在日语中本是用来说事物的古旧,或是一种荒凉闲寂之貌。虽本来不与文艺理念有关,但当这种古貌或闲寂伴随着一种吸引人心的情趣时,“寂”就具有了一种美感,具有了美的意义。见于和歌的判词,藤原俊成为第一人,在“住吉社歌合”、“广田社歌合”的判词中,他曾用了“姿与词中正可见寂”,“具寂之姿”,“言词中见寂     

“唯”与“惟”之辨

在目前学术刊物的审校过程中“唯”与“惟”的用法存在一些歧义,有些编辑将原作者文中的“唯一”“唯我独尊”等中的“唯”字改为“惟”,有些则拒绝用“惟”字。这些都失之偏颇。笔者翻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第五版,第1446-1447页),“唯”“惟”条目“唯独”注也作“惟独”,“唯恐”注也作“惟恐”,“唯利是图”也作“惟利是图”,“唯命是听”也作“惟命是听”等等。可见“唯”与“惟”在大多数场合是相通的,只有在“唯唯诺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惟妙惟肖”词条中两个字才有所区别。事实上,自古以来“唯”“惟…     

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

基于作者对贵州省北洁地区“大跃进”时期粮食管理体制和粮食生产、分配的考察,本文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体制是一个“大权在中央,小权在省,地区以下照章办事”的制度,其核心内容是以高额购销基数为基础的五年粮食包干制度。这一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正是源于高额征购基数,高额基数的制定又源于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过度征购就不可避免。尽管在“大购”之后还有“大销”,但“大销”不是“足销”,因为在“粮食分级索取权格局”下,大量粮食外调造成地区粮食库存不足,饥荒由此而生。〖JP〗     

“京师三大家”对清初金台诗人群体的影响

活跃于清初顺治时代京城诗坛,被称为“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对清初京城后进的金台诗人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顺治末年至康熙初期的“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新兴金台诗人,多有受其教诲与提携者.     

北京话的“您”与京味儿文化

汉语普通话第二人称代词尊称"您"的用法源于北京话。"您"在北京话中是一个具有明示权势关系、凸显京味儿文化双重意义的尊称代词,在交际中不仅普遍使用,而且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依据《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在对北京话"您"的用法的描写与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京味儿文化对北京话"您"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     

试论北京物业管理产业“智慧化”发展战略

北京物业管理产业"智慧化"发展战略,将促进物业管理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物业管理产业的发展现状,从机遇、相关政策和五种竞争力三个层面分析北京物业管理产业"智慧化"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在模式和规模化选择的基础上提出"智慧化"战略。最后,给出北京物业管理产业"智慧化"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罗哲文——京城守望者

罗哲文先生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领军人物,他大力提倡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并身体力行,被称为"京城的守望者"。60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古都北京和长城的保护工作,本文撷取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说明之。     

瞿秋白与"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的概念来自于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是瞿秋白文学革命和语言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提供“文腔革命”的动因是基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性判断、对创建“新中国文”的展望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究其内容 ,既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客观分析和评价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 ,对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促进今天的语言改革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作用。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 Cause and effects

Despite the early success in mobilizing the people after seizing power in 194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oon faced difficult bottlenecks. After the disastrous Great Leap Forward, compounded by the Three Bitter Years of natural calamities, reformists instituted a series of changes moving towards more market oriented rewards. This was short lived as Mao Zedong mobilized the Little Reds Guards to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gain power. China's economy stagnated till the death of Mao. When Deng Dehuai reemerged as the leader, he reinstituted the reforms he had initiated a decade and a half ago. There is, however, a difference. The first time was a tacit move, but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form (CER) started in 1978 represented a change in paradigm and a shift in ideology. True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its of China,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reform were experimental, limited, and somewhat timid. It started in the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With its success, the reform was extended to urban industrial sectors, but the Tianmen student demonstration in 1989 brought the momentum to a halt. It was not until Deng's Southern Tour in 1992 did the CER formally become the fundamental directive that “cannot be altered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CER is true to its name, comprehensive. The reform encompassed many aspects, with few exceptions (e.g., the insistence of the CCP one-party rule). We discuss the reform actions in four facets: property rights, factor income, macro controls, and global integration.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is evident, as it has sustained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8% growth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but what is the prognosis for the future? Bumpy, but promising.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     

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

"现代私塾"是伴随着国学热和读经运动、在家教育的国际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本文在对北京十余家私塾进行访谈与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对于私塾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了解到私塾在教学和经营各方面的情况,以及私塾所面对的问题,并对于私塾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

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各界开办了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以"教育救济"的方式,向失学民众提供文化教育。这些教育救济活动为失学民众开辟了一条接受知识的新途径,在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