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巴蜀信仰民俗

明代话本小说主要从信仰对象、信仰方式、信仰媒介三方面展现了巴蜀信仰民俗的丰富内容。巴蜀信仰民俗中,信仰对象比较丰富,主要有鬼魂、精怪、神灵,巴蜀文化尤其迷信鬼,崇拜道教神灵;从信仰方式看,主要有祭祀、预知、巫术,其中巫术被更加普遍地运用;在信仰媒介方面,主要有巫和术士,巫在巴蜀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

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王士俊青年学者喻权中洋洋４０万言的学术新著《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出版了。远至巴蜀的《山海经》研究专家袁何先生称赞他“为《山海经》研究开了一个新境界”①。我曾拜读喻权中的《海外经考》...     

社区文化中"行为模式"的理论初探

将现代社区建设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社会学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的理论结合起来,从区位理论角度剖析社区文化建设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行为模式”中的理论支撑。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的再生机制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行为模式”之间的相关问题,以及社区文化建设中“行为模式”的再生机制所发挥出的功能性的再生机制理论。     

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

刘焉、 刘璋父子时期巴蜀地区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除巴蜀大族、 外来士人、 东州士外,还应充分考量四川盆地东西两侧山区的军事力量,及在长安朝廷任职的蜀郡赵氏.巴蜀大族反抗刘焉,不仅因为刘焉杀当地豪强,也因其行为妨碍了蜀郡赵氏与巴蜀大族的结合.刘焉借助董扶、 赵韪控制了盆地东西两侧的军事力量,是他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刘焉时期外来士人入蜀的还不多,东州士入蜀更是在刘焉与巴蜀大族的战争之后,故并非支撑刘焉统治的主要力量.刘璋借助东州流民击败赵韪后,采取了对外来士人和巴蜀大族并重的策略,而巴蜀大族政治地位略高.在与刘备的战争中,巴蜀大族普遍追随刘璋直至成都投降,外来士人则大量地较早投向刘备.     

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及其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理论,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总框架是物质生产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在此框架下有关文化的两个分框架是：“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和“必要劳动时间一剩余劳动时间”框架。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乃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这种物质条件的物质生产体现了“物的生产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造则体现了“人的生产性”。“生产性”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两大柱石,其中,“生产性”理论对于探讨在当代社会和产业转型中作为符号经济的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非产业化发展之间的财富配置关系及相关核心价值观等文化战略学问题,有重要理论启示意义。     

日本文化中的“异类形象”浅论

本文在整合前人对日本“妖怪”文化的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各种“异类”形象的特点出发,分析了“魔女”、“娃娃”、“妖怪”与“鬼魂(能乐)”四类形象在其各自文化载体中的独特呈现,从中凸显日本人有关“死亡”及“彼岸世界”的想象,揭示出日本民族在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美学观念及其在现代社会各领域中的延伸表现。     

"忧患"中的天地境界——徐复观"忧患意识"的美学解读

“忧患”一词源出《易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性格被徐复观提炼出来后,已经成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徐复观所意旨的“忧患意识”不仅源自儒家,也基于道家,通过徐复观的诠释,不仅张扬出“忧患意识”中的阳刚之美,而且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结构,从而彰显出“忧患”中的天地精神。     

大众文化的道德自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文化转型，使大众文化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霸权”，但大众文化表现出的物质性膨胀、消费异化及感性肤浅等特征与作为“类”的文化的精神性和理性追求及人格塑造功能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应深刻反思其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存在意义的忽视以及对“神圣”所表现出的轻慢态度，并承担起自身的伦理教化使命，回归其伦理本质。     

江湖布衣笑傲巴蜀

若问青岛哪个菜系晶火爆，当属川菜；若论哪个店里的川菜最正宗，吾窃以为，当属“巴蜀布衣”。     

浪漫的和个人的--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三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鲁迅的个性观亦明显地借鉴了道家文化资源,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对“以众虐独”的警惕与老庄思想中对“异己”的警惕如出一辙。其二,在表述上,如“人丧其我矣”来自于庄子的“吾丧我”、“自丧”等。     

永远的歌者——《张默诗选》阅读札记

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张默对生命真谛的执着探寻和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刻领悟,使他成为一个永远的歌者。从现代主义回归民族传统之后,张默诗歌激情礼赞传统文化,更用现代意识统驭传统意象,赋予传统意象以新的内涵,并以新的结构和新的形式,构建了富于民族亲和力的诗性氛围,从而给人以温熙、澄澈的审美感受。     

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江南文学是以江南文化为背景和依托的,张籍诗歌对江南地域文化的反映、摹写,以及江南音乐文化的因素对张籍产生的影响等,深刻体现了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论张先词的创新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在词的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具有其创新性，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慢词写作的重视和积极实践上，而且还反映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不少的题序与和韵。从其16首慢词、38首中调的创作实际便可看出张先精通音律、迎接市井新声、自制声调新曲的创新意识，66个题序及8首和韵词都预示着崭新词风和词之创作高潮的到来。这些努力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对苏轼等人的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     

“张籍王建体”释名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中特别拈出＂张籍王建体＂,他所说的＂张籍王建体＂是以张籍、王建二人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共性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为出发点的。对张籍、王建诗歌进行全面考察,就可发现张籍、王建在近体诗创作上也呈现出平易浅近、尚实尚俗的共性特点。张籍、王建之所以并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乐府之外其他诗体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成就。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张九龄个案补证

张九龄的事迹行状和诗歌系年,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中多有涉及,但其中还有不少缺失和误系之处,通过辨析,笔者或予补正,或存疑待考.     

菠菜人华考

菠菜原产伊朗即古波斯，大约于唐贞观年间经由尼泊尔人传入我国，现在是中国厨房的一种常见蔬菜。菠菜初名菠覆或波棱，这是一个西域国名颇陵的音译。菠菜在唐代栽培不广，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只在农书和本草类书籍中有记载。唐诗之所以没有提到菠菜，是因为菠菜在唐代始终是一种小众的菜蔬，食用者只是本草学家、炼丹服丹者、苦于面毒的人以及一些境况不佳的农民。宋代以后，随着菠菜的广泛栽培，地方志开始著录它，菠菜也开始出现在文人诗歌中，并被赋予了凌霜耐寒的坚忍品质，再加上苏轼、苏过父子等名家的题咏，就使得菠菜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清代的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使命

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各类《竹枝词》现存23000馀首。其中,＂海外竹枝词＂数量众多,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法国、德国、英国等。内容上,或记录亚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或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业文明,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唐代都市诗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都市最迟从汉代起就已经十分繁荣,都市也一直没有脱离文人的审美视野,但是在文学研究中传统都市诗歌被忽视。以唐代都市诗歌为切入点,探究其演变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人心理乃至传统文化积淀可以发现,初唐京城诗受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表现出政治性夸饰和政治性讽谏,盛唐之后都市诗歌呈现出看似矛盾的两面:或为对都市的疏离冷淡或为对都市繁荣不再的缅怀与感伤。矛盾的两面指向共同的内核:传统文化中没有为人们建立起除了政治性意义之外的都市生活意义体系。     

中国古代农事诗概述

农事诗是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是古代农业教育的重要形式,是统治者实施管理的有效途径,是珍贵的信史资料。从《诗经》到清末,农事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以周原贵族巡田、祭祀、祈求丰年为主,更多地传递出官方信息;汉至唐,以文人士子描绘田园美景为主,是田园诗产生、发展并在艺术上达到最高峰时期;宋元明清,是农技诗与田园诗共同繁荣的阶段,农技诗的出现,表明农业在诗歌中的地位由被动的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动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