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

西美尔将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之中,形成了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由此,西美尔对历史实在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西美尔通过将历史规律归结为康德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否定了历史规律的本体论地位,而强调其作为理论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其理解历史的康德模式对于我们走出黑格尔模式、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即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     

康德的存在论问题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

"Sein(存在)"问题,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重新揭示了存在的意义,彻底扭转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存在论思想.然而,这一革命性转向却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从理性的认识能力出发,运用先天综合判断,已经着手松动了"sein"的实存特性,判定"Sein"只是一个逻辑系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使"Sein"从"有"变成了"无",从认识论迈向了存在论.尽管康德的这一步尚不彻底,但是,海德格尔却从中发现了康德存在论的微言妙义,最终实现了从认识论哲学到存在论哲学的彻底转向.     

康德是如何解决"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的?

“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科学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对一切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必然性、综合性说明;只能从“建立知识与对象的活动”中寻求知识与对象的最终根据,去建立关于一切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科学——形而上学;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就是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以及作为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合理运用的最根本条件的自在之物。     

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一枝奇葩──对西方认识史中非理性因素及其在认识中作用的考察

现代认识论研究认为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那么在西方认识发展史上先哲们是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呢?在漫长的人类认识发展史中,先哲们对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的研究和探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经过近代的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再到康德哲学,非理性因素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被逐步肯定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可是,当理性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发展到巅峰时,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却遭到完全的否定。正是黑格尔的这种对理性主义的绝对推崇和对非理性因素的完全否定招来了叔本华、尼采等非…     

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

索恩-雷特尔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披露了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生成的社会综合,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之哲学意蕴

康德在认识论上高扬主体性,提出用先验的、不变的感性、知性范畴建构知识,完成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皮亚杰一方面同意康德先验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逻辑先在性;另一方面不同意康德把范畴看成固定不变的思想.皮亚杰认为范畴起源于动作,因而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认为汲取皮亚杰的以动作或活动为基础的主客相互作用认识发展图式.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哲学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意义

本文认为,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不仅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而且应该看到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认识主体先验地赋有一套能动性结构。这个理论原则对人的认识能力、科学知识的性质、认识对象的形成以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创性见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在对康德提出的主体能动性的思想进行科学扬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找到了认识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     

本体论维度:"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变革。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主体是指具有认识能力的理性存在者,他是信息的发送者,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客体在主客关系中被动地接受信息,主体客体的位置不能换。而在康德哲学中,对象要去符合的知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在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知识,而是人在认识客体之前就拥有的先验知识。作为经验存在者,对象必须去适合的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这种先验存在方式,即先验知识。一切现实的对象都是先验知识构造的,这样,先验知识就成了本原,对象就成了派生物。所以对哥白尼式革命不应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读,而应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     

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

主客体二元分裂是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或者个人的自由意志,它彰显于近代西方哲学,并集中表现为认知主体性。这种认知主体性哲学的创立者是笛卡尔,此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过程,即表现为主客体不断分裂以及力图在理性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基本态势。笛卡尔的"我思"把外在世界设定为客体并与自我意识处于分裂之中;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意识"来解决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而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又进一步导致理性的界限;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走向了绝对精神,致使人改变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过程。综上,主客体二元分裂的难题在认识论哲学的范围内不能得到解决。因为认知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导致技术理性的扩张以及占有性的个体主体和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它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根源。     

《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康德认识论研究》评介

《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康德认识论研究》评介吉勇夫在广大读者读康德著作如同读“天书”的情况下，中央党校哲学史教授周桂莲同志，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写出的《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康德认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康德，作为德国哲...     

怀疑方法: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

怀疑方法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是对怀疑论的超越,它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的怀疑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事实性或具体认识、实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作的反思、批判、评价或规范,它具有未定性、辩证性、中介性和实践性.为了促进当代人类活动的科学化、合理化,有必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怀疑方法.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公益诉讼之法理分析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传统诉讼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 ,它在主体资格、受案范围、具体制度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属性。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形成。由于认识和制度上的缺陷 ,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在我国确立 ,以致在公共利益遭到侵犯时 ,缺乏有效司法救济途径。针对这一问题 ,文章在对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构想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在反对教条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左”倾关门主义、右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批判,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反对教条主义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的意义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只是围绕国家实体展开的并列的宏大政治知识汇集,没有形成有着内在逻辑层次的、将活生生的政治生活过程再现出来的科学体系。在这种不完整的宏大政治叙事中,与个体、群体的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微观政治知识则很少得到研究和阐释。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除了学术研究上的缺乏外,恐怕主流研究方式的影响、意识形态防范的滥用、计划集权模式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研究微观政治,建构专门的分支知识既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依据规律协调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因势利导地转变或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为形成和谐、有序的政治局面提供条件。     

论中国特色理论的内涵特色与历史启示

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中的两大理论成果，博大精深，内涵极为丰富。两大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因此，两个特色理论都带有许多中国特色。通过考察两个特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诸多深刻的历史启示。     

外倾性与情绪及认知绩效关系研究

外倾性是人格心理学中公认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近年来 ,随着认知心理学理论在人格研究领域的渗透 ,对外倾性的认识摆脱了基于心理测量的词汇描述的范式 ,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在理论上对外倾性与认知、情绪以及行为绩效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研究者尝试从整合的观点解释外倾性的性质与功能。综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模型有助于研究的深层次进展。     

An evaluative system for restructuring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以往的建立于进化论、阶级论和启蒙主义 的文学史观也是颇有价值的;但是,进入21世纪,由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 目标的提出,也由于社会时空、文学功能和美学趣味的巨大变化,教材型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社会和文学的发展需要,因此亟待重建和确立一个更为公 正、平等与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是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以真、 善、美为三个闪光点,其最大优势是具有普适性、超越性、公正性和人本性的功能特 点。

关键词: 现代中国文学史?评估体系?价值重建?人道主义?真善美和谐统一

China is now in an era of multiple values. While there is some virtue in previous theori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enlightenment, when it comes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hi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used in teaching are far from adequate for meeting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times, society and literature.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view of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goal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great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ime and space,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taste. Henc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structure this history and establish a more fair, equal and reasonable system of evaluation. Such a system would have humanism as its highest principle, and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s its three virtues. Its great superiority would be its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ity, transcendence, fairness, and human‐centeredness.     

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独到的论述。他的论述包括:将旧制度推翻的法国大革命在另一方面又是旧制度的继承人;就地点而言,革命发生于封建压迫不太重的地方(即法国);就革命的时机来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所谓的繁荣时期;法国大革命为何如此剧烈?原因在于启蒙思想家的作用、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同时进行的后果、旧制度对人民进行了革命的教育、与大革命的目的有关、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