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彼、夫”与“其、之”的界定新探

学者们对＂彼、夫＂与＂其、之＂的界定众说纷纭,本文把指称人、物和情况等,并且起连接功能的词视为指示代词,在此基础上考察上古9部传世文献,得出＂彼＂对举出现时,当句中＂彼＂与＂此＂＂是＂对举,无论其出于何种句法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单独出现时,＂彼＂处于宾语位置,指称处所的情况（多为虚拟处所）,＂彼＂为指示代词;＂彼＂处于定语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其＂格式中,当＂其＂后除名词外,还有对该名词论述的谓词性成分,＂彼＂为指示代词。     

中国传统哲学“和谐”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在中国哲学上＂和＂是作为与＂同＂相对举的范畴而提出,＂和＂是一个包含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平衡、协调与统一;＂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和之道＂是事物按其内在属性和固有规律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最佳存在状态,是事物发展的尺度,也是社会发展的尺度;＂中和＂思想的内涵包括：天地之间的和谐,天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心灵之间的和谐;＂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谐文化的价值原则;中国传统哲学和谐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和生存智慧,其思想内核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荀子“性伪论”的美学意蕴

“性”、“伪”是荀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借助于这对概念，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人性本恶”的主张，而且通过对“性伪之分”、“化性起伪”、“性伪合一”的具体解说，探讨了以礼为核心的整个社会文化的起源。其学说不仅具有重大的伦理学、文化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艺术学价值。一、“性”、“伪”及“性”、“伪”的辩证关系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循之分也”①。具体说来，他所说的“性”，是由“情”、“欲”两个东西构成的，所谓“性者，天之就也；请者，性之质也；…     

中国经典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关于教与学理念的思考

经典教育总是伴随着人的生命和灵感在闪烁,当教师历经了岁月的磨难而又同心理的愉悦相交融,便催生了一些教育智慧。首先,传承经典教育的两个理念是传承和辩证。其一,人们把社会实践转化为知识（精神的和物质的）,由教师传授给后来人,是为传承;其二,传承经典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次,教之道和学之道融合的启示。《学记》所演绎的教之道和学之道,第一次把＂学＂字从教学中分离出来,＂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实现了教与学的辩证统一。最后,经典教育的创新理念。对经典教育和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为了发展。一要创新理念,二要自我超越。传承与创新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为我而存在”关系

马克思＂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为我＂之＂我＂就是人民群众和代表她们的党和政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我＂而存在的,如果不能＂为我＂,就不能形成这层价值关系。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属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才能建立。     

养老：一个社会自主的生产性问题

人之不＂老＂ 作为生物人之＂老＂与作为社会人之＂老＂有着本质区别。在汉语言体系中,＂老＂有两种基本涵义：其一,指向生物人意义上的人的生理机能方面的发展状态,如年纪大、老年、晚年、死等;其二,指向社会人意义上的发展过程及完善程度,如历时长久、陈旧、富有经验、尊称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功能发挥的三大思考

社会科学院是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七大提出＂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以来,＂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智库建设已成为社会科学院智库办院、智库兴院、智库强院的共同认识、共同话题和共同方向,各地社会科学院也在这一历史性机遇中找寻到了自己的生存根本和发展之道。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此（斯）、是”名词性回指比较

本文在句法分析描写研究的基础上,从语用、篇章等角度,着重考察了＂此（斯）＂、＂是＂名词性回指的指示特点与规律,比较得出名词性回指中,＂此（斯）＂、＂是＂处于相同显著度的位置,＂此（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却低于＂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由此推断,＂此（斯）＂的指示功能要强于＂是＂。     

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转型

网络文化中主体认同面临＂灵韵＂消褪以及朝＂离化认同＂的转变。这与其说是由于网络场景的内容变化,不如说是由于主体所处的电子信息场景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表现为：＂场景性＂从仪式性向景观性的转变,＂场景间性＂从总体性向分离性的转变,＂场景———主体间性＂从卷入性向观看性的转变。     

重建合法性——读《事实与规范之间》

《事实与规范之间》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中应用的结果。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合法之法何以可能＂是本书的核心命题。正是围绕这个命题,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双重层面,从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视角,从法律的双重功能,从理论与经验领域重建合法性,展现了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的实现过程。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猴”急!

想演活孙悟空,却不懂戏曲,对原著精髓又不了解,就体现不了美猴王的本质。面对濒临失传的＂章氏猴戏＂,六小龄童心急如焚,打算通过电视选秀的形式,找到＂新美猴王＂章金莱（六小龄童）家中门厅的墙壁上有一块＂猴王世家＂牌匾,这是冰心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所题。＂我兄弟姐妹11人,只有我和二哥小六龄童在猴戏表演上有所成就,可是二哥16岁夭折。现在,章氏猴戏代表人物只有我一个人了。＂他叹息道,＂再这样下去,就慢慢地没有传人了。我感到责任更大了。     

论民族行政文化对乡镇机构改革的制约

中国进行的历次乡镇机构改革都难以逃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之中,为了解开让乡镇处于怪圈之迷,本文以民族行政文化为切入点,分析＂宗法＂、＂官本位＂观念,＂集权＂观念,＂人治＂观念,＂封闭保守＂观念的民族行政文化对农业税取消之后民族地区乡镇机构改革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以便从中找到阻碍乡镇机构改革的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从而实现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     

佛教教育理念中“身教”内涵探析

＂身教＂是中国古代僧才培养中重要的教育形式,是中国佛教教育的精髓。＂身教＂教育理念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儒、道、释三家思想中都有关于＂身教＂的论述。在当前佛教僧才培养方面,继承＂身教＂的传统教育理念,并不断创新,是僧才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但既然是＂身教＂,意义的表达就相对深隐,所以,＂身教＂内涵及其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释“藜”、“莱”、“藋”

古代的蔬菜是农史、饮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说文解字.艸部》所收＂藜＂、＂莱＂、＂藋＂为例,单看解释,三字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而通过考察可知,＂藜＂是古人常食较粗劣的野菜,＂莱＂为藜的别称。＂藋＂与＂藜＂同类,其＂灰藋＂一词得名之由是因其叶背面灰白且植株高大,并非因＂枝叶翘趯＂而名。＂灰藋＂后世方言音变也称＂灰涤＂、＂灰条＂。     

从语义角度对先秦否定副词“不”与“弗”的考察——兼论否定副词“弗”的消亡

＂不＂与＂弗＂是上古汉语常见的一对否定副词,二者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前人对二字在语义上的区别曾有诸多阐述,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结合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的相关资料来看,＂弗＂并非是兼摄了代词宾语的职能或等于＂不＋之＂,无论句中谓语动词是否带宾语,＂弗＂都只能解释为＂不＂。但＂不＂在语义上却比＂弗＂有更丰富的含义,此时＂不＂越来越成为一个承载量最大的否定副词,这也是它最终替代＂弗＂的主要原因。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