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路径探析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导向从“依附”趋向“自主”并转向“相互支持”，战略范围实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并谋求“远近结合”，战略手段由“防御”转为“威慑”又走向了“预防”，战略内涵由军事安全扩充为综合安全。国际环境变更、安全困境变迁以及自身实力强化，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韩国这一战略演变将受制于美韩联盟的协同与纷争、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一致和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民主化与战略周期的冲击和影响。     

英美海洋联盟:历史与理论分析

英美海洋联盟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世界海上霸权由英国转向美国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彰显出英美各自的海洋战略取向。英美海洋联盟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推动英国借助美国力量捍卫海洋大国地位,促使美国通过扩展海洋联盟体系强化海上霸权,并深刻影响了世界海权格局的变迁。     

崩而不溃的非传统联盟——美巴准联盟关系分析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对联盟问题的理论探讨较为丰富,但随着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及国家间互动程度的加强,传统联盟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以适应联盟发展的需要。准联盟概念的出现,弥补了传统联盟理论解释的不足。美巴之间的反恐联盟实质上更契合准联盟的内涵。两国围绕反恐这一共同的主题,自"九一一事件"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军事合作,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因反恐的初衷不同、利益诉求迥异,两国在坚持反恐合作的同时,分歧逐渐显露,矛盾不断积聚。在本.拉登被击毙之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渐趋激化,美巴准联盟关系陷入低谷。美巴关系为何会随着反恐进程的推进逐渐紧张、僵化,造成美巴症结的根源是什么?借助联盟理论、准联盟的内涵及现实实践,结合美巴反恐合作的推进及基调的变化,本文尝试分析美巴准联盟关系形成的驱动,作为准联盟具有的特征以及美巴准联盟的困境,据此对美巴准联盟关系的最终走向做出大致的判断。     

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

冷战结束后,军事联盟的弊端逐渐显现,"联盟无用论"、"联盟终结论"的观点不时出现。可现实是,军事联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联盟转型是联盟延续的重要原因。通过联盟转型,实现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和战略再协商,进而有可能使联盟在内外环境变更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冷战后,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极力推动其在世界各地的联盟进行调整与转型。北约转型、美国亚太联盟调整、"志愿者联盟"不断兴起等是当前世界联盟大转型的典型代表,也为联盟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联盟转型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的碎片化,中国可以在继续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战略的同时,适时采取楔子战略分化敌对联盟。     

联盟组织成员核心竞争力的耦合研究

联盟组织的发展是竞争的需要,联盟组织成员核心竞争力耦合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联盟组织成员核心竞争力耦合可分为战略目标协同、创新文化环境、任务小组与关系网络三种类型,其功能在于软化核心刚性、核心竞争力再造和凝聚核心竞争优势.鉴于联盟组织之间核心竞争力耦合存在着资源和能力流动网络不完善、成员的学习能力不对等以及成员对自有核心竞争力的保护这些障碍,实现竞争力耦合的可行路径为:签订联盟协议建立健全信誉机制,创造信任氛围.这对强化联盟组织整体核心竞争力,促进联盟组织成员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决策,一方面要考虑其所处跨国公司战略网络的约束,另一方面必须与在华子公司的战略角色相协同.因此,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的绩效,将受到子公司在全球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联盟伙伴的联盟认知和联盟能力的影响.在华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内部的嵌入程度越高,其联盟绩效受到其战略角色的影响也会越大;稳固的联盟认知包括联盟伙伴的目标认知、风险认知和资源优势等为联盟绩效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而包括合作能力、关系能力、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联盟能力是提高联盟运作效率,帮助联盟企业实现比其他中间组织形式更多的合作收益,最大化战略联盟绩效的保障.     

浅谈跨国战略联盟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最早由美国 DEC公司前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Nigel)提出,随即在实业界和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当前战略联盟发展体现出从线性的联盟链发展为立体的联盟网络、从实体联盟发展为虚拟联盟等五个新趋势。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体现出具有互动功效、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组织结构分散、市场集中度偏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资金相对缺乏等劣势。面对中国汽车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学说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应建立“比较优势竞争战略”,积极实施有效的跨国战略联盟,以融入汽车产业全球化竞争体系,真正形成支柱型战略产业。在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时,我国汽车企业应注意观念的转变、扶持和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加强对战略联盟的管理、加强政府对企业联盟的宏观调控等四个方面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联盟网络化合作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发展的重点,其竞争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而战略联盟正是获取核心技术的最有效途径,联盟的最主要动因是获利,其实质是依靠合作来竞争,为竞争而合作.合作过程中难免发生冲突并导致联盟高失败率,因此,联盟合作模式直接影响其创新进程.为解决该问题,迫切需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进行剖析和创新设计.     

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知识转移的策略研究

知识经济社会,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在知识的生产、占有和有效利用方面的竞争,由于企业的专有技术和资源有限,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创造知识、开发新技术越来越难,因此,许多企业走进校园和科研机构,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联盟各主体的知识在流动中增值,通过知识转移来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知识在联盟内各主体之间能否顺畅流动决定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小。研究认为,提高联盟知识转移效果,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增强知识转移和知识吸收的意愿和能力;二是要建立联盟信任、沟通和学习机制;三是要积极争取政府和科技中介机构的支持。     

试论檀石槐军事联盟时期的鲜卑社会变革

檀石槐军事联盟在鲜卑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了鲜卑诸族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在建立之初，这种军事联盟对鲜卑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期军事联盟逐渐不适应鲜卑社会发展。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导致瓦解。然而这种特殊组织的产生和消亡，都是与当时的鲜卑经济政治状况息息相关的，是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表现。     

试论德奥同盟

1879年10月建立的德奥同盟是在德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德国为了维护普法战争结束后对自己有利的欧洲格局而与奥地利签订的双边条约.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这一条约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把1879年的德奥同盟说成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外交工具是不确切的.     

论新时期巴基斯坦的主要战略困境

在南亚地区,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巴基斯坦面临着新旧战略困境交织的局面,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追求。究其根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印巴安全困境的延续、阿富汗反恐战争导致的国家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巴美反恐同盟困境的历史再现,以及弱国家特性的显现。由此也决定了巴基斯坦需要放眼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现实而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与手段。     

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伊斯兰、联盟与进攻性防御

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基于地缘状况、政府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军事、经济、技术等限制因素,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的三大战略选择。本文对三大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做出了简要考察,并提出巴基斯坦的当前和未来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资源、能力、环境和历史使命以及如何克服三大选择的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博弈及其路径选择

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较量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由于利益冲突、缺乏互信以及联盟因素,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出现困境。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该博弈就有可能转化为"谁是懦夫"博弈。南海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要解决中美南海博弈的外交困境,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互信,并进行利益协调。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改造联合”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等五个宗旨相同的团体在北京组织"改造联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改造目标与方向,成为五四运动之后进步团体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少年中国学会在"改造联合"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而且作为该会代表的李大钊关于各团体标明本会主义的提议,对改造联合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揭起的共同主义之争,成为学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     

论太平洋时代的大西洋关系——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综合视角

太平洋时代的到来、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必然意味着大西洋关系重要性的下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也使大西洋联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根本性挑战。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大西洋联盟存在瓦解的风险,大西洋关系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大西洋两岸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北约等制度架构的存在,以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价值观和共同体身份,给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大西洋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太平洋时代的大西洋关系既面临深刻的调整,又具有内在的长期稳定性。     

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随着21世纪以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着力改变自战败以来一直坚持的依附美国的单一化联盟结构,转向打造以地区大国和结点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联盟。这并不能在"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不是"本传统“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理念,而是贯彻着领导力和均势的内在逻辑。以领导力和均势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既解释了 "本双边安全合作“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又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本基本构建起了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印、"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     

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一项研究议程

一般认为,国家崛起与外部信任构建过程并不具有兼容性,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一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猜忌和疑虑。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则认为,这种疑虑关系属于一种工具信任形态,并未排除基本信任成分。按照信任关系发展的基本层度,在工具信任、情感信任之间可以建立"关系信任"的状态,本文尝试从关系本位出发,构建关于崛起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理解框架,探究二者同向展开的可能性。最近20年中美信任关系的演进过程已证实:安全崛起的良善前景,关键在于持存关系信任,重视共在策略,增续情感成分,调整相互预期,避免长期滞留于低信任层度。     

日本海洋战略与日美同盟发展趋势研究

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实现海洋战略的方式是采取以日、美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展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成为海洋大国。这对未来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洋国家权以及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产生诸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