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视角

我国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很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不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村贷款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呈同方向短期波动,并存在一种反方向长期均衡关系。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原因,而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是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目前,农村正规金融的运作对农村经济的增长缺乏效率,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微弱的。另外,我国农村贷款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乡镇企业贷款额的变动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是相互影响的。     

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数字人民币的时代机遇发展价值与未来进路

数字人民币是重塑支付新格局、释放数字经济活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载体。实行数字人民币是出于防范第三方支付带来的风险、打破非银行支付的双寡头垄断格局、维护国家货币发行权、抢占数字货币竞赛先机等现实需求，其发展充分把握了中国主权信用优势明显、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壮大、信息科技蓬勃发展、国际贸易参与度高等时代机遇，其发展价值体现在弥合数字鸿沟、打破数据资源垄断、带动多元主体数字化发展、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未来，数字人民币将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消费“引力”,助力经济复苏；进一步赋能慈善捐赠，助力公益事业；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价值，助力绿色发展；进一步融入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扩大数字贸易，助力贸易强国建设。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印度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支持及启示

本文详细分析了印度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支持。近几十年来,印度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策略,主要有农村地区银行网点的拓展、优先部门贷款比例要求、政府援助计划以及微额信贷的全面铺开等方面。但一些不当做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金融效率。这些经验教训对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对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再思考

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不完善,金融服务水平低下,服务品种单一,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前迫切需要重组农村金融组织,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转型经济国家农村金融发展评析——以中亚四国、蒙古、阿塞拜疆为研究视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亚国家、蒙古等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进金融制度的变迁,目前现代银行体系已成为六个转型经济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在政策上普遍支持在农村地区扩展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也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开设分行是银行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重要选择,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贷互助会和微观金融机构(MFIs)在相关国家农村金融领域也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中亚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国际比较与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型式。论文利用2014—2021年间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比较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限制程度水平及变化趋势，并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有一定上涨趋势，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连通领域；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经济自由度水平更高和与其他国家文化差异更小的国家倾向于设置更低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别对基础设施与连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壁垒五类限制措施进行回归，并按国家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子类中存在较显著的异质性。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及改革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通过不断扩大和调整业务范围,增加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从而促进了经济要素的有效组合与合理流动,保持了农业高速增长的势头.与此相应,农村金融同农业发展的一些新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一是农村客户和农业项目很难得到贷款支持;二是农业保险还比较滞后;三是农村金融风险还非常大.为了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必须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创新和调整,加强农村金融管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还必须不断扩大农村金融的发展空间,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的风险.     

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现状的调查,全面了解农村居民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状况,旨在建立能够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逐步解决由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下而不适应农村居民需求的现实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构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推进健康中国的有效选择,这对加强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开拓甘肃农村消费市场路径问题研究

本文从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特征、恩格尔系数、家庭消费内部结构、生活质量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消费市场面临的现状,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偏低、新兴消费领域发展较慢、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村消费环境不理想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拓甘肃农村消费市场的战略对策。     

日本农业发展问题与农村金融改革

战后初期的日本农村金融体系以其政策性极强的特征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伴随着日本农业、农村结构发生转化,农村金融体系功能目标转向扶持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再编、农村合作金融的一体化运营以及农村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的融合等新的改革趋势。未来农村金融的发展将更加重视与民间金融的结合、提高“效率”与“透明度”以及证券化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路径

近年来农家书屋在全国农村广泛建立并发挥作用,农村的公共阅读服务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国家对城镇化进程的稳妥推进及对城镇化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深入了解农村阅读服务环境,掌握农民日益增长的阅读需要,以小城镇为服务主阵地,健全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做好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建设是构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进路所在.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与中国利益

随着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首先，通过对目前多边框架内的207份WTO电子商务提案、48份WTO“电子商务联合倡议”提案、《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进行全样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美国、欧盟等核心经济体在WTO框架内就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谈判目的、谈判导向、谈判模式、机制路径、谈判焦点，以及特殊差别待遇原则均存在显著差异。其次，《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是WTO未来开展数字议题谈判的基础，反映了核心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程度、开放水平、监管理念差异带来的利益分歧。因此，现阶段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云服务、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等数字贸易“新”议题上具有较强的守势利益，在物流服务、数字支付服务等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传统货物贸易升级，以及5G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具有先发优势的议题上具有较强的攻势利益。     

构筑三级联动机制 创新慈善救助模式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幸福指数大幅提升，但因病返贫、因灾致困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给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     

新农合“病有所医”有无增进农村居民健康？——对住院患者医疗服务利用、健康和收入影响的再审视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基本实现农村居民“病有所医”，但其有无明显增进农村居民健康一直存在争议。以往研究多基于2009年之前的数据，忽视不同群体受益程度异质性，本文研究发现，新农合实施有改善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作用，但难说能全面增进农村居民健康。即便对健康状况较差、医疗需求较大的住院或被建议住院的人，新农合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其中，患病重、年龄大和收入较低的人受益稍大，新农合能显著增进其健康还不增加住院自付支出，且参合时间越长，作用越明显，但健康增进只是缓解病痛。对患病轻和年龄较小者，新农合仅有助于其增加医疗服务的利用。     

"城乡统筹"从何入手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政策。在农村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等办法,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同时以户籍制度为界限,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实施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但这种城乡格局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这一数字不到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的三分之一;而且农民的人均税负水平远高于城镇居民,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受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还难以实现自由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受到歧视性政策的束缚,在就业、社保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目前的财政、金融、教育体制,也不利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初探

农村环境侵权已经影响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构建我国农村居民环境维权的支持体系、尽快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结合起来,深入探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宏观层面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相关数据,计算出低保补贴前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以及均等指数,并比较三种指数在低保补贴前后的变化;在微观层面上,则根据课题组所获得的农村实地调研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深入探讨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提升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减小贫富差距;(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影响程度有限,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要想缩减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就必须聚焦于贫困群众,提升救助水平,真正缩小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使得低保发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趋于最大化.     

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方式探讨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消费将是我国未来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污染、高排放难题,单靠转变城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在农村实行低碳消费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方式的现状不利于低碳消费方式的开展,实现低碳消费面临的主要障碍有:农户收入水平不高;农户低碳消费观念薄弱;农村低碳消费领域资金支持不足,缺乏制度保障与引导。就此,农村居民实行低碳消费方式的主要路径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大新能源、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生活用能效率;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管与治理,提高农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广泛宣传低碳消费观念,提高村民的低碳意识。针对农村低碳消费属于新兴的理念,需要政府相关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建议可实行以下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等新型环保能源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大力倡导并扶持农村低碳生活;建立健全低碳消费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逐步开展鼓励低碳消费的农村消费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