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中国与全球经济--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

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世界的依赖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资本、资源与技术方面。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半外围”、“半中心”。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Global Development Equity： Its Ethic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ssence and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China＇s Neo-colonialism＂

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现代伦理与历史伦理、主体伦理与生态伦理、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具体统一。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现代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需要观念、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全面蒯整。在权利与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原则。“中国新殖民沦”与西方中心论有内在相关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及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推进,是对“中国新殖民沦”的实践批驳.     

＂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跨越

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的必然趋势,昭示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现代方向,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早发形态,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并非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库兹涅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参考和新选择。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Democrat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s political function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明文确立了“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从而在“民主化”的话语描述下,为其履行通过解释发展法律的政治功能建构了“表面上的民主合法性”,也使其能够在进行中国式司法解释（尤其是抽象司法解释）过程中广泛吸纳信息或知识。然而,“民主化”动向也给人留下最高人民法院无限贴近民意的印象,由此制造了使其很难在必要时进行独立、明智判断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需要在顺应民意和距离民意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为此,不应再采取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措施。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应是当前可取的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道路的选择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统筹推进的结果；从价值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了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创，超越了传统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方案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仅没能纾解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本身之间的矛盾，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冲突并为解决这一问题增添了新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和解”方案，对于消解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破坏，探索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以“两个和解”为核心的解决西方现代化弊端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创新发展，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方略，也为人类选择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maliz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Reflections on China＇s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World History

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中国人权发展的百年流变及其趋势——以30年为研究单位的整体分析

我们把中国的人权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前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与后30年。从排斥到接受是前30年国家人权发展演变的基本样态。改革开放的30年,"人权"在价值上优位于"专政",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当下30年的人权发展的现实场景。2009年之后的"后30年"是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是我国人权发展的未来趋势。通过前后三个30年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在不自觉间,我国已经走上了人权建设的百年之路,人权事业成为国家百年大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我国学界历来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界定为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举。然而，晚近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再掀高潮。有鉴于此，学界在继续研究传统路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对和平发展之中国的意义，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I艋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党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特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特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