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学以求心得”观念的内涵及学术史价值

“学以求心得”是章学诚构建学术价值观的理论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学者选择治学之路的价值标准，以“性情论”为主；其二是学者治学方法的价值判断，肯定学者会心独得的学术价值。章学诚吸收宋儒，尤其是朱子、陆、王的诸多观点，因此“学以求心得”是宋学与清代汉学经章氏调和后的理论融合的产物。它在价值观层面对清代汉学提出了挑战，亦丰富了清代儒学的学术价值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学以求心得”学术观念的提出，体现出章氏“不趋于时风”的学术追求与“不耽于毁誉”的学术勇气。     

王阳明主体哲学论要

从哲学方法上来看,汉代强大的集权制政体虽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同时却造成了思想上的贫乏,充满睿智的先秦学术的创造性被扼杀了,“经学”取代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术,注经的时代取代了理论创造的时代。这种对经典进行诠释,并且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矩的学术方法,就成为汉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传统上一般认为有“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宋学”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章句、训诂为主干的“汉学”方法。只有陆九渊曾提出过“六经皆我注脚”的宏论,而真正贯彻了陆九渊这一精神的则是王阳明。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卷三中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同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快哉!”正是对于“训访词章”之研究方法的突破,使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宣告了理学方法的终结。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版权制度固有矛盾的调和研究 ——基于传播技术革新下美国唱片业维权的反思

人为的作品专有秩序同相对独立的作品传播之间的矛盾是版权制度的固有矛盾,传播技术革新则激化了这一固有矛盾.21世纪以来美国唱片业的维权历程表明仅依靠健全的版权制度已不足以维持作品专有秩序.为维护版权秩序、 维持版权制度的持续运作,需调和版权制度的固有矛盾.调和固有矛盾的出路在于保障权利顺利流转并为最有效利用者掌握,使合法的作品传播服务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压倒非法的作品传播行为.为保障权利流转,需在市场环境下处理版权与技术关系、 维权费用分担、 新旧版权产业竞争这三大问题.在中国,调和音乐作品版权保护固有矛盾的重点是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运用市场、 行政与立法手段解决维权费用分担问题.     

《近代日本社会和宋学》简评

《近代日本社会和宋学》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渡边浩先生的一部力作。该书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初版,1987年再版。渡边浩教授是近几年来日本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的这部成名之作,以其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崭新的学术观点,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宋学的权威代表者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达到了与孔子相等的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创新学术制度防御"近亲繁殖"

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应恪守学术道德,避免出现不正之风,这一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关于学术研究与 人才培养中的近亲繁殖问题,颇引人注目。 近亲繁殖的生物学意义不言而喻,由此去认识学术近亲繁殖,按通俗的说法是,某学科、专业或学术研究群体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来自同一所学校或同     

“人民记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叙事中的历史与政治

历史问题是21世纪中日互信的重要基础,中日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分歧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出于现实利益考虑,以真相不明、战争赔偿问题已解决为由,试图将历史问题控制在"学术"和"法理"范畴内,以政治统领学术,再以学术名义进行琐碎考证,抢夺话语权,最终将历史背景与事实淡化。这种方式并非是吸取历史教训、展望未来的做法。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总结人类过往经验,为人类创造面向未来、和平相处的精神平台。从这一层面而言,终极的人性关怀,由人民记忆和道德正义构建出的历史记忆,才应该是中日双方面向未来的精神平台。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

清代经史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经史纠葛既受学术自身演化的影响,又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其主流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清初学者尊经重史,史学思想受社会变革及汉、宋兼采之学的共同影响,立足当世,批判现实,博求实证,经史之学的共同指向是经世致用。乾嘉时期,汉、宋分化,汉学特起,学风转化。汉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名物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及至晚清,社会危机催生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史学性"使变易历史观得以畅行。同时,因学术因缘与社会巨变的影响,使得经学由学术中心而边缘化并最后消亡,史学则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完成了经史互动的最后转换。     

刘宗周学术讨论会述要

1988年是刘宗周(1578—1645)诞辰410周年。为纪念这位明末的进步政治家和杰出思想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省中哲史研究会于1988年11月21日至24日在绍兴举行了首届刘宗周学术讨论会。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凤贤研究员就刘宗周伦理思想的特点作了主题报告。与会代表还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刘宗周思想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刘宗周思想的特点是他的慎独学说。“慎独”范畴发展为一个思想体系。“慎独立说”主要是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兼采《中庸》、《大学》以及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这一学说的中心议题是讲“工夫”,把工夫放在第一位。其精华是强调伦理主体(我、心)在道德实践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慎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Sound Studies Meets Deaf Studies

ABSTRACT

Sound studies and Deaf studies may seem at first impression to operate in worlds apart. We argue in this article, however, that similar renderings of hearing, deafness, and seeing as ideal types—and as often essentialized sensory modes—make it possible to read differences between Sound studies and Deaf studies as sites of possible articulation. We direct attention to four zones of productive overlap, attending to how sound is inferred in deaf and Deaf practice, how reimagining sound in the register of low-frequency vibration can upend deafhearing dichotomies, how “deaf futurists” champion cyborg sound, and how signing and other non-spoken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might undo phonocentric models of speech. Sound studies and Deaf studies emerge as fields with much to offer one another epistemologically,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遵循公平正义、基本保障和平等协商的原则,在法律、政策、规划和工作机制等方面持续做出努力,着力解决就业、初次分配、再分配、社会保障等利益协调问题。     

关于赵翼研究的几个细节问题

赵翼为清中叶著名文士,近年学界对其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一些研究论著在文献的征引及诠释上,也出现个别偏颇,笔者偶有发现,试辨正一二。     

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 实现这一立场, 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经验取向, 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 因而, 在这种研究进路下, 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致思理路

关于人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理论热点 ,本文着重探讨了人学理论研究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总结概括目前国内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 ,无论是等同论、并列论、兼容论 ,都无法深刻阐释人学研究对于哲学的理论意义 ,同样也不能完全揭示哲学所蕴涵的人学底蕴。为此 ,笔者从哲学致思理路转换的角度切入 ,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之路 ,从中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路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