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学缘与血缘互涉背景下两汉韦氏诗学精神嬗衍论析

韦孟、韦贤于西汉前期传续《鲁诗》师法,宕至昭、宣之世,韦玄成、韦赏在师法基础上将学缘、血缘融合,开创出颇具家族特色的《鲁诗经韦君章句》,使其成为家法的主要内容。受时势与学思迁变影响,伴随诗法嬗衍,自昭、宣以降,韦氏诗学呈现出如下特点:诗学体制由"训诂"体转向"章句"体,诗学旨趣由"明经致用"转向"励名敦行",诗学思想由"讽谏美刺"转向"言志述怀"。诗学精神的变化指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企求,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这不仅为两汉经学家族之文学思想变迁提供个案言说语境,亦为汉魏士族的文化崛起提供基层学术诠释。     

论皎然诗学的审美建树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诗学理论家,有《诗式》、《诗评》等多部诗歌理论著作。其论诗崇尚自然,倡导高古,开以禅论诗之先声。他的代表作《诗式》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理论上涉及诗歌创作、诗歌欣赏和批评诸多方面。本文力图深入分析皎然在诗歌艺术风格、意境等方面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挖掘皎然诗学理论的独特建树。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吕祖谦思想论略

在南宋学林,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号东莱,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学术则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独辟富有特色的婺学,于南宋以后浙江学术之发展影响殊深。《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云:“宋乾(道)、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台。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诗力都从定慧生——论马一浮的诗

在 2 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之中 ,马一浮先生其学其诗是融通得最好的。如果说 ,其哲学表征是在破除了儒道释乃至理学、六艺之学的门户之见基础上所产生的“道通为一” ,那么也可以说 ,它的诗学表征即为一种超越了“思”与“诗”、“物”与“我”、“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之后而呈现出的“理事无碍 ,正音正义”之审美精神。从诗学源流上讲 ,马氏之诗在“理趣”和“意境”上远接于宋代的理学家诗人邵雍 ,但由于其学也深、其感也广以及“其情也深” ,而这三方面则无疑是马氏其学、其诗可以超越前贤的根本原因。由于从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精神定力 ,因而使马氏之诗真正具有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通儒之境界     

皎然《诗式》文质论管窥

盛唐诗学高峰之后,皎然的《诗式》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唐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了诗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新的诗学观点。皎然《诗式》提倡"中道",主张文质自然统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质思想。皎然的文质思想对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开启了中唐晚唐诗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钟羲《雪桥诗话》学术价值述略

《雪桥诗话》是记述有清一代的掌故之书。此书以诗话名,其间涉及诗歌、诗人之论审慎精要,自具手眼,又以诗传人,以诗存史,记载保留了大量有清以来佳篇佳句,名诗话而有清诗史料之实。书中以诗为契,记录各地古迹、风物和文化生活,尤其保留大量背景风土史迹资料,对研究北京历史、风物、沿革变迁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雪桥诗话》全书细致分类、分析,明了此书对于有清一代诗词、掌故、风土人情记录之功,明晰作者爬罗剔抉搜集资料之力,明确此一部诗话所涵盖之诗歌、风俗、社会生活之内容在诗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学术价值。     

刘咸炘与古典诗学的最后重构

刘咸炘诗学文献非常丰富,涉及多种选本、诗话等。他以钟嵘《诗品》的《风》《小雅》《楚辞》三系为据,突破门户观念,重新建构了古典诗歌史。他执着于对诗本质的探求,在对古典诗论系统的梳理和阐说基础之上,将源于《诗》教传统的"主文而谲谏"作为诗之特质。针对后世比兴衰而赋存、风衰而骚盛的现实,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以风救骚""风骨"等救弊理论,并以系列选本和自己的创作去践行。其诗学观念受到"御变执两"的道家循环观、章学诚文史校雠之说和清代重整诗学史风气的影响。     

现代诗学的丰碑──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

本文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科学、严谨、厚重，既立足于本民族优秀的诗歌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精华，同时还紧密结合着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高度的民族性、科学性、实践性和现代性。为此，作者从诗歌的审美术质、诗应具有的美的形式、新诗的精神──人格内容、对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态度以及新诗的前途五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的诗学理论，肯定了他对新诗诗学的重大贡献，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他关于诗的审美本质、诗美的形式、诗的人文内容及终极旨归的探讨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同时也是促成他的诗学理论成为现代诗学的丰碑的基础。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本文认为,中国诗史流变之大势可概括为“三源一流”。三源分别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体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诗学体系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楚骚诗学体系,而汉末建安时代是三源汇合的关捩点;从汉末建安迄近代中国则是诗史的一流时代,无论是对外在因素（哲学思潮、诗人人格建构、诗学理论、诗乐关系等）的探察,还是对内部结构（诗之体、诗之音、诗之象、诗之意）的关照,无不显示出本期诗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诗歌系统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谈李商隐诗的诠释与接受

李商隐的诗是以难懂出名的,有关《锦瑟》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至于解说的方法、角度,可以结合中国诗学,可以运用西方文论,可以论诠释,可以谈接受。不过,读诗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兴",是这个诗歌的生命,给了你什么样的兴发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论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多元情境

陆游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同时,陆游又是一位重要的诗论家,他从自身学诗作诗的经历出发总结出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并以诗歌的形式道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论诗诗即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别具特色的一种诗论形式。陆游论诗诗的创作情境、论诗缘起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分为读诗读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等几种情况。前两种是专门论诗,后几种则是间或论及,但亦不乏精彩之论。本文以陆游诗歌为例,解析中国古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几种情境。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南宋婺学与永嘉学派

南宋时期,在理学盛行之时,两浙东路产生了主张事功反对理学的浙东学派,简称浙学。元代学者刘埙《隐居通议二》说:“宋乾(道)淳(熙)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祖谦)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行己)、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傅良)、有徐子宜(谊)、叶水心(适)诸公出。”据此,南宋时期的浙学,主要是由婺州学派与永嘉学派构成的。浙学以后虽在理学特别是朱熹道学门徒的诋毁、排斥下,几乎“废而不讲”(王祎语),但仍不绝如缕,对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发生巨大影响。关于婺州学派(简称婺学)与永嘉学派学者的交往、影响等一连串问题,本文试加论述,幸祈教正。     

谈吴兆骞“置酒歌”的史料价值

清初诗人吴兆骞写作于宁古塔的一些诗,不仅有其美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类诗作,当然应首推他记述三百多年前我东北地方各族军民奋起抗击沙俄入侵的诗篇。如《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秋夜师次松花江大将军以牙兵先济窃于道旁寓目即成口号示同观诸子》、《送阿佐领奉使黑斤》、《奉赠副帅萨君》和《九月一日晚观回猎赋赠萨君》等篇。关于这些诗篇的重要史料意义与价值,已有多人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本文,     

宋濂"文""道"思想及其婺学渊源

在元末明初天下纷争之际,宋濂作为浙东之士,受婺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并论述了文道合一。宋濂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婺学烙印。其婺学渊源有非常清晰的传承,宋濂在婺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和刘基因与朱元璋的君臣遇合,将婺学的内核思想提升到一种文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明初文化制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