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论异型文化之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

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观占的基础上，对魏晋文化史中的"竹林七贤"问题重新予以阐释。"竹林七贤"并非有组织的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名士群体，换言之，这一名目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其实际的创造者是在东晋时代深具影响力的名士谢安。就其内蕴而言，它是由天竺佛家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合成的，其产生与晋人的审美观念、心灵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支遁及其佛学思想

<正>支遁,东晋名僧,两晋时代般若学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他与东晋名士交往甚密,为当时名士所崇奉。因此支遁在东晋的佛教界与士林中都有较大的影响。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魏晋玄学“贵无”论

世界性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学”也正在“西渐”。由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玄学“贵无”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引人注目的魏晋玄学“贵无”理论的产生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必然结果,是魏晋名士思想深邃的表现。文章认为这种深奥的玄学“贵无”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根植于魏晋社会之中,唯有用这种没有规定性的“贵无”思想武器才能应付动乱的社会现象;所以当时的名士们都持有“贵无”思想。文章还认为玄学“贵无”理论之所以盛极,还在于它渗透于当时名士养生保命、服药治病、人物鉴识乃至文学批评等方面,由此构成富有特色的魏晋风度,使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渊源探略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渊源可概括为三东汉后期以至曹魏以来用人思想的通达魏晋“反儒慕道”之风与儒学的衰微;少数民族开放通脱文化的影响。这三源在玄学的支撑之下,随着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出现,推动了魏晋名士走上“放达”的道路。     

盛唐诗人与僧侣交游的特征及贡献

盛唐是佛教与诗歌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诗人们不仅频繁地与僧侣相交往,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更新和丰富了传统的山水意识,由泛神主义过渡到情趣主义,完成了山水诗由谢灵运尚巧模式向浑成模式的转变;僧侣们的文学意识加强,在与诗人的交往中,传佛习诗、以诗会友,文学也成为他们悟禅明性的常用手段.慧远时代以神僧崇拜为主的诗人与佛界交往的模式被打破,佛界领袖和一般僧人都成了诗人们交游的对象,形成了诗人游佛与僧侣习诗的诗佛互补模式,为中晚唐诗僧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气氛,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诗歌与佛教相结合的角度来说,盛唐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特殊时期.     

魏晋时期道家勃兴、异变之原因初探

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时期达到鼎盛。物极必反,同时也开始异变。先秦作为道家本生阶段,秦代和汉初则作为次生阶段,魏晋可划分为道家的异化变质阶段。异变是渐进的过程,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外来宗教甚至农民战争等有着密切联系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不会一成不变,而每一阶段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并推动其发展。魏晋道家思想体系更加缜密,比本生道家更加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统治者儒家思想的枷锁,对后来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人本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也带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