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

“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赵以武“北地傅氏”是汉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一门望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门望族的郡望之地发生过多次变迁。其中，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傅玄，史传称他是“北地泥阳人”。有的论者就将傅玄的郡望地注成“今甘肃宁县”，把傅玄算成甘肃历史...     

文言小说“谐”与“笑”解

文言小说"谐"与"笑"常常被理解为诙谐、嘲弄、滑稽、幽默等等与笑话和喜剧有关的词义内涵。而事实上,在文言小说中,"谐"与"笑"有着大于谐谑的内涵。"传奇"最初是对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地位低下的小说的谦称,但到明万历以后小说虚构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传奇法而志怪甚至成为有意的创作手段。到清代中期,文言小说观念的变迁异常明显,作家对小说"非信实"文体特征公开认同,对谐词胜于正史的教化作用相当自信,上述这些都是小说虚构观念发展的表现和证明。     

“闯关东”与“走西口”的比较研究

"闯关东"与"走西口"是对清代从中国内地向西北部与东北边疆长久移民活动的整体概括。从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可以说,这一移民活动,生动地展现出内地与边疆互动与一体的历史变迁。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社会意义,对于现实与未来的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     

论孔子入仕观的“矛盾”之处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都是孔子所说。前一句话的意思是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就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就隐居。后一句话隐含的意思则是士人在天下无道时应积极入仕,改变现状。于是有人认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这些人没有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语境出发,断章取义,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句话摘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在此章中,孔子主张士人无论在何时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坚守儒家之道。在天下有道时,局势安稳,士人自然应该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局势动荡,政情复杂,士人必须认真思量,择机而动。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士人在没有找到有道之邦时就选择隐居,避免降志辱身;在找到有道之邦时就积极入仕,救世济民。这才是比较完整的孔子入仕观。如果孔子主张在天下无道时士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隐居,那么孔子和那些在乱世中选择冷眼旁观的隐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以“鬼子母揭钵”为例看原生“西游”故事的聚合机制

在"西游"演化史上,"鬼子母"与"西游"故事的牵缠一直没有终止过,然而因其未被百回本《西游记》整合、吸纳,这一故事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从唐代佛典到宋元队戏、南戏、杂剧,以至清代宫廷大戏《升平宝筏》,都清晰可见其向"西游"故事聚合的轨迹。该故事与"西游"故事的两度聚合,第一次发生在唐五代,以"斋僧"为标签,第二次发生在宋元,以"揭钵"为标签,这与鬼子母形象于当时民间的存在形态是相适应的。而在第二次聚合中,它又与铁扇公主故事发生扭结、重叠。鬼子母这一形象的衍变,是我们考察原生"西游"故事向故事主干及彼此间聚合活动时的典型个案。     

甘肃城乡经济关系现状:“双重封闭二元结构”的有限突破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甘肃形成了“双重封闭二元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微弱,形成第一个层次的二元隔离;大中型骨干企业与地方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低,形成第二个层次的二元隔离。“双重封闭二元结构”阻碍着甘肃区域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特别是障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清代北京房产交易中的官房牙

在清代北京房产交易中,官房牙协助官方征收房宅契税。本文依据清代北京房契[1]与相关资料,就不同时期官房牙与契税征收的变动情况,官房牙的职能与职能转换、承充年限、活动区域及弊端等情况做一初步考察。     

《长生殿》中杨玉环形象的文化学诠释

《长生殿》中杨玉环的形象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清人进步的妇女观:一是她注重真情,情痴而妒,突破了"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传统妇女观的束缚,二是她多才多艺,曼舞轻歌,突破了以往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之论,三是她的从容赴死,忠为君王,突破了古已有之的"女色误国"、"女人祸水"的偏见。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一形象,应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淡化,二是市民商人阶层文化观念的形成,三是清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清代“官科技”体系中的高层群体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有一个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官科技"群体。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包括:皇帝、中央高官、地方封疆大臣和高级宗教人士等。清代皇帝中的开国之君、"旷世圣祖"、平庸与救亡之主等,出于不同的动机和个人兴趣,关心、组织官方的科技活动;一些中央高官和封疆大臣是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主体,他们包括官方工业管理者、学士儒官、治河理槽者、承担临时性特殊科技任务者、其他职业相关者和个人爱好者等,他们基于职务需要、忠君爱国思想和个人兴趣等方面的需要,从事一些科学技术活动,是推动清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清代宗教组织由于被纳入国家体制,其中少量宗教领导者因从事一定的科技活动而成为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成员。清代高层"官科技"群体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群体的一些重要特征,对它的研究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意义。     

甘肃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打造文化制高对策思考

甘肃是华夏文明名副其实的源头地区。由于甘肃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还形成了富藏活态的藏传佛教文化、华夏民族秦汉民俗文化、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国境内的回族文化,它们交相辉映,相映成趣,与当代汉民族文化一道反映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变迁,它们都统摄于华夏民族的祖源地文化——华夏文明文化。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构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价值符号,我们需要继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诠释好中国智慧。重视甘肃的历史文化宝藏,为构筑"华夏文明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方法。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织中之圣”藏巷陌

正早在南宋时期,缂丝便博得"丝中之圣"的声名。但如今,以"苏州工"闻名的苏州,丝绸业已是苏绣、宋锦的天下。真正的"丝中圣者"缂丝手艺人已经不足500,而日本人是苏州缂丝业最大的买主。缂丝,因外形有"承空观之如雕缕之像",如同用刀刻出来的丝绸,因而又称刻丝。缂丝是一种用"通经断纬"方法织造的丝织品。所谓"通经",就是用本色丝线做经线;所谓"断纬",就是用各种彩色丝线做纬线。经纬线相交,根据纹样的图案变化,通过不断换梭和局部回纬的方法,用不同的彩色丝线轮廓的变化来表现图案。缂丝是中国丝绸工艺的最高巅峰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叶落归根”与“落地生根”──—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特征及其地位与作用

会馆文化在人类文化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这一特有的社区文化现象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变迁，其形式、发展及地位与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历史作用。东南亚地区客属会馆文化经历了“华侨时代”和“华人时代”两个不同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会馆地位有着质的变化，这标志着会馆文化进入更务实、更有深度的阶段。     

唐宋词人之言情本体观背景下的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言情本体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抒情主体的情感体验;自然客体的背景预设;抒情文本的超越性解读。在抒情主体的言情本体观影响之下,形成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她者"抒情形象,北宋时期的"自我"抒情形象和南宋时期的"共他"抒情形象。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的复杂性在这一基础上进而体现出来,无论是在审美经验的积累上,还是在时代背景、个性诉求上都得到彰显。     

秦汉时期“河南地”与“新秦中”地域范围考辨

"河南地"与"新秦中"是两个出现于秦汉文献中的地域概念,彼此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成一区,形成不同的地域单元。这两个地域名称所代表的区域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西北边疆,这引起了不少历史学暨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的空间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仍未有一致见解。     

清初东北边疆危机与北部镇戍体制的形成

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在东北北部分别实行过"羁縻统治"、镇戍体制和郡县制度.清朝初年,由于沙俄侵入黑龙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故先后在宁古塔和黑龙江驻军,镇戍体制正式形成.这种体制对后来的移民活动,以及区域文化变迁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梦”解构

"日本梦"作为一种不断追赶、超越欧美的期盼和构想,实质上是日本的"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日本梦"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脱亚入欧"、称霸亚太、"一亿总中流"及摆脱"战后体制"等形态,在当代幻化为追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历程。"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在中曾根康弘呼唤"政治大国"梦想的感召下,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阐明,"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选择何种道路日本需理性反思历史。     

稻田进“画”史

正稻田画,又叫稻田艺术,最早起源于日本青森县,它的"绘制"并不是在稻子上涂染什么化学颜料,而是农民在稻田中种植各种不同品种的水稻,从而形成图画效果。为了"种"出一幅画,人们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在不同的位置通过精细巧妙的排列组合,不同品种的稻苗才能在生长过程中自然地铺陈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东北大地有着深厚的稻耕文化传统,从唐代渤海国的"卢城之稻"到清代     

论中国当代小说与“青年问题”

在中国当代,与"青年"有关的话题一直都是文学/文化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与当今中国的特定语境有关,更是中国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呈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小说,就会发现青年形象的变迁——从"革命青年"到"问题青年"再到"反叛青年"乃至全球化时代的青年及其针对"永恒的青春"的反复书写,虽然折射出青年自身命运处境的起伏,其实更是中国现代性实践的展开方式及其困境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