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化:重新审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论战

前人从未从儒学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战.学衡派是早于20世纪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形态,学衡派弘扬儒学有双重目的:一是对新青年派偏激的反孔思潮进行反拔,二是努力还原被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尊孔所遮蔽的儒学精义.后一个目的常被学界忽视.学衡派主要借助白璧德等人的学说发掘儒学的人类文化价值,运用新人文主义解读儒学基本理念.在实践中他们努力追求“执中”原则,却失败于与新青年派的论战.     

论学衡派文化民族主义表象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潜流

在对现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衡派的研究中,学界认为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思想是一种比新文化激进派更为稳健的文化建设策略。本文从学衡派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文化建构策略、治学方式上指出学衡派文化实践中并无太多的中西融合的思想,中西融合的外表下是极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吊诡。     

学衡派思想大厦的立论之基

学衡派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反对"新文化派",但也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学衡派思想体系宏大,内容庞杂,但是由表及里可以清晰发现其立论之基:有善有恶的二元人性论、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人文主义、中庸之道思想、反法兰西激进风格,上述四点既有着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体认,更有着对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解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呈现了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现代象征主义话语下的"雨巷"情结——戴望舒诗歌兼收并蓄的现代风格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曾因一首多元化诗歌<雨巷>而背上好坏参半的猜疑.笔者企图从文化承继之多元与审美视觉"和而为贵"角度去重新认识诗人的艺术成就及其对现代派的贡献.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

学衡派站在慎思明辩、同情立言的学术立场上 ,通过学理的争辩来说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阐释孔子基本思想的现代意蕴 ,批评后儒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和异化 ,并从中西古今文化比较角度 ,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融通中西 ,返本求新 ,建设新文化的方案 ,这对于 2 1世纪的文化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角福战争"的内涵、谱系及其新态势

自民党派阀政治是植根于日本政治文化土壤的独特现象.1972年以来,以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为各自领袖的两派问的路线与权力斗争成为派阀政治的主线.在这场被称为"角福战争"的政治博弈中,田中派占据主导地位达28年.2000年4月以来.福田派上升为自民党内主流派,"角福战争"扩展成为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朝野争斗,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曹溶"浙派先河" 辨

关于曹溶与浙西词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曹溶的词风豪迈.在遣词用句上流露出模仿辛弃疾的痕迹;在词学观上步武明人后尘,崇北宋、抑南宋,与浙西词派均有着明显的不同.曹溶虽然与浙西词人有着较密切的来往,但在浙西派成立过程中没有太大的贡献,并不隶属于浙西派,难当先河之誉."浙西先河"称谓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朱彝尊的有意误读.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史观

"战国策派"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著名学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因其主办的<战国策>和<大公报·战国副刊>而得名."战国策派"的文化观独具特色,他们一方面从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战国文化中吸取活力,另一方面以世界一些民族文化重建经验作为借镜,文化视野比较开阔,在抗战时期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都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强烈反响.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揭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全面的发展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规律;坚持马克恩主义的政治文明观,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庄严使命,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的规律;坚持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揭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最新科学成果。     

"最广大人民"的时代新认知

"人民"或"最广大人民"是一个政治和历史范畴,它们的外延及结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人民"就是指或主要是指传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我们习惯上所称的劳动大众;而在现代社会,"人民"就不仅仅是指传统的几个阶级阶层。这是由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结构决定的。因而,切莫把"最广大人民"凝固化,即凝固在几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上。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

长期以来 ,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 ,这种规律是否客观 ,是否可以改变、抗拒 ,一直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历史周期率”作为一个深刻的课题来思考和探索。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所谓“历史周期率”的郑重回答。     

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革命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移,也是共产党选择以＂面＂打＂点＂战略的开始。为了贯彻以＂面＂打＂点＂这一战略,共产党在各苏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并围绕着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开展其他战争准备工作,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论后“拿来主义”时代的文化交流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能否引进到文化全球化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全球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文化交流,我们原来有"拿来主义",时下又有人提出"送去主义",这些原则是否适应当今的时代及社会的需要,我们对此应该予以明晰,在选择当今的文化交流原则时必须和时代的要求相符.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与新使命

“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历史作用的科学定位,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依据。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坚强领导、良好环境和人才保障,化解了各种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     

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

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各界开办了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以"教育救济"的方式,向失学民众提供文化教育。这些教育救济活动为失学民众开辟了一条接受知识的新途径,在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及其比较

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安排上分为率先发展沿海和东部地区与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两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是一项长期、艰巨、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     

论"三个代表"与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

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多有失误、少有作为,致使人民群众得不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执政党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推行了思想多元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推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并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鲜明的对比表明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是党保持先进性的物质基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思想基础;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