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选取12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的关系.其中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过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三个因素衡量;创新创业绩效又分成客观及主观指标进行衡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与创新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创业心智会对创新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和显著的正向预测.结论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对创新创业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创业心智越高,创新创业绩效越高;心理弹性越强,主观幸福感越高.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自我行动与自主经营——理解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

是什么决定着中国人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本文的假设是,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 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 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 这一假设给出了有关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增长迅速,但其组织规模偏小的解释,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对中国人参与市场实践的两类变通性策略行动（即合伙经营和打工）及其后果作出一种延伸性的解释.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政府支持体系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应用TPB理论发现,家乡的创业氛围、自身能力和创业资源的可获得性、先前返乡创业者的生存状态分别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观规范、感知行为的控制力以及主观态度。政府机构应当相应地创建农村创业理念体系,完善创业培训和服务体系,强化创业宣传体系,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职业幸福感的属性、价值与提升

职业幸福感是职场人士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工作状态在满意程度上的主观感受.职业生活不仅包括谋生手段的物质回报,亦包括职业幸福的精神享受,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重属性.职业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职场人个体的身心健康,是建功立业的动力源.提升职业幸福感,就组织而言,要对员工业绩进行客观公允评价,使之获得心理平衡,加强爱岗敬业的职业现教育,倡导为社会奉献的职业精神.就职场人个体而言,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自我评价和定位,不断提升自我境界,塑造并完善自身人格.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社会舆论、群体意志与话语互动——流行语义生成的实证研究

流行语义(即流行语的语义)是感受性的文化含义,是当下中国社会舆论和群体意志的重要来源。法国哲学家塔尔德的"模仿律"为证实这种主观性、群体性的话语意义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由38份深度访谈构成的质性研究表明: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是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流行语义中存在着共通的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固化,公共舆论和普遍意志因此实现;经由时间的检验,民间意志争夺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部分话语权和价值观。流行语义的研究为符号的公众意义的建构乃至社会意志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切近的实证案例。     

企业竞争力与网络组织运行效率的关系

网络组织模式,业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新型组织理论发展模式.网络组织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提高组织自身的竞争力将是非常有效的渠道之一.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网络组织成员企业竞争力对于网络组织合作的稳定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网络组织合作关系越持久,越能够促进网络组织成员间的资源整合,形成规模经济,从而逐渐促使整个网络组织实现范围经济,帮助成员更好地认识组织内部不同企业的隐性知识和信息,进而提升整个网络组织的运行效率.     

感知城市建设:治理城市病态与增加幸福感知

“感知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方向、新趋势.它是以物联网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为主导、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治理城市病态和增强民众幸福感为目标的城市建设新理念.感知城市建设有利于治理城市病态,提高居民幸福感知程度,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提高城市科学决策水平.我国的感知城市建设需要思考和处理好几个关系:感知城市建设理念与其他理念城市建设的关系,感知城市信息技术建设与治理城市病态建设的关系,感知城市建设与相关乡镇建设的关系,感知城市建设中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幸福感知共享的关系,感知城市建设中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感知城市建设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相应规划;抓住主导因素,明确推进策略;促进资源整合,积累资源投入;加强理性分析,突出城市特色;培养吸引人才,解决应用技术;创新支持政策,营造有利环境.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焦点解决短期咨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应用

该文在介绍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在社区矫正工作的适用性。在矫正工作中,矫正工作者可以通过寻找问题正向的意义,进行目标建构,挖掘对方的资源,强化其优势来推动矫正对象的积极改变。     

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创业意愿关系的视角

现有文献对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鲜有研究,工科大学生创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提升工科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有助于提高工科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创业能力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学习获得,并且受到创业意愿的影响.该文运用层次分析法,验证了社会网络异质性、网络关系强度、创业意愿与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工科大学生可以获得创业相关信息、知识、资源,提升其创业能力.创业意愿会促使工科大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创业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其创业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实践育人的统筹与理路设计

实践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高校各类实践活动在育人理论、目的和特征上具有多种同一性,在育人组织与方法上具有互惠互利的共性要求.统筹各类实践活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助力学生人生价值实现有着重要意义."三全育人"背景下,强化制度设计与保障,在实践资源上建构育人共同体,"以人为本"地精细设计实践能够大大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实效.     

殡葬业从业青年职业感受与影响因素

殡葬业从业青年是当代青年中的特殊职业群体,他们职业意识的强化,职业素养的提升,职业技术的提高,都关乎该行业服务质量与水平,关乎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文环境。职业感受是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反映着从业者职业生活的状况。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与质化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特殊职业感受和影响因素,对于把握殡葬业青年群体的实际心理特征,改善其培养策略,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受暴妇女社会救助服务整合与提升——基于灵性社会工作视角的思考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多元化进程中,受暴妇女服务目标逐渐由身心二元向身、心、灵三元转变。灵性社会工作视角强调赋予受暴妇女以生活意义与灵性幸福感,以重构施救方工作者及受暴妇女价值信念、提升公共部门服务的多元性、加强公共部门与受暴妇女间的连接感为目标。现阶段我国针对受暴妇女的救助服务取得成效的同时存在碎片化、滞后性与非强制性,服务提供在系统性、连接性、多样性和专业性较为缺乏。灵性视角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在目标确立、服务设计与服务输送三方面,为进一步整合与提升我国受暴妇女救助服务提供了实践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