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当代女性写作的自恋主义倾向

当代女性写作为了颠覆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异化和扭曲,将叙事视角转为对女性自身的绝对关注.这种回到女性立场反复表现女性意识的对抗,传达出女性经验的自恋主义倾向.其写作姿态有着确定的文化背景和由来.当代女作家自恋主义的文化成因主要体现在文化处境、女性意识、话语参照和文化心理等方面.自恋主义文本的审美内涵体现为性别优越感与生命欲求.此外,文本的高蹈性审美特征致使读者普遍误读.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简论公共领域的功能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这集中体现为它的政治合法性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本真性和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的自由社会观

本文围绕查尔斯·泰勒的两篇文章"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以及泰勒与哈贝马斯在2009年的对话，来阐释他对自由主义的修正。这两篇文章相互呼应，前一篇阐释作为道德心理学的个人本真性，后一篇阐释使（个人或群体的）本真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多元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环节，而市民社会是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社会的主要形式。在对自由社会的阐释中，泰勒总结了修正自由主义的中庸观：在个人自由、自治和基于平等权利的规则之间寻求平衡和相互支持。在2009年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他进而指出，宗教是多元公共领域中的议题之一。这种历史观基于他对韦伯观点的修正而形成，而此历史观对当前中国的处境有启发价值。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社会转型期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

转型中的社会面临两方面道德问题。一是在公共领域服从标准化的伦理规范而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导致真正的道德旁置;二是在私人领域认为只存在相对主义的道德,从而追求张扬个性,随心所欲,导致信仰危机。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盲目的执着于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对立,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前者盲目迷信形而上学一元论,否认善与善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从而将伦理准则作为无上的权威固定下来,剥夺了道德主体选择的自由;后者否定外在的道德权威,个人成为道德判断的惟一权威。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混淆了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     

法兰西公共领域:特性与成因

法兰西公共领域是18世纪法国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市民阶级与国家关系复杂演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特定的沙龙政治文化也在法国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旧制度下三个等级的社会分层状况,决定了其公共领域身份上的非纯粹资产阶级性,以及结构与功能上的复杂性.由于大革命的激烈与激进特性,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旁边甚至衍生出了平民公共领域的雏形.法国公共领域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性: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与跳跃性并举,成份上的复杂性与行为上的情绪性同存.这种公共领域的生成与成熟,对于法国革命,乃至整个法国的发展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Women,Welfare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reating an Alternative Women's Welfare Sphere in Israe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Israeli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providing services to women as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an alternative women's welfare sphere in Israel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women. The cre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women's civil society sphere can be seen as part of a move by the Israeli welfare state towards a liberal‐style economic regime.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ervices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fourteen organizations offering welfare, health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to women in Israel,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traits characterizing these organizations: their lo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welfare state, the use of sectoral and selective criteria determining eligibility for their services, the mirroring of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community and its response to gender issues, and the CSOs' holistic, sporadic and un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services they offer, and the role and place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parallel to the welfare state. It sheds light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is sphere and its servic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mpowerment and improvement of women's lives but,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 and reinforce their exclusion and marginalization.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考察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对于认识消费社会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消费社会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迷失了生活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公共领域及其创生能力的衰败,与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原则对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抵御这种宰制的希望在于建构起一个健康的文化批判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公共理性。它应是一个不同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超越了生产和交换的直接利益目的的伦理领域,是一个建构公共生活意义的社会领域。     

中华文化圈中的新罗

新罗为朝鲜半岛古国,在中华文化圈中,接受中华文化影响至深.新罗的卵生族源神话渊源于颛顼高阳文化和殷商文化.由于新罗历代统治者"一意事中国",在文物典章制度上中华化、儒学化,中国王朝的适应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舆服文化给予新罗以重大影响,庆州天马冢等的金冠就是明证.新罗汲纳并融合了中华文化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古代东方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Cultural deficiencies in ＂second-hand reading＂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sphere

基于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学者以个体阅读取代大众阅读的文化传播现象,本文率先提出“经典代读”这一核心概念。“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受众出于对文化的渴求,被动地接受学者对经典的解读,导致自主阅读的角色缺位;媒体受商业利益驱动,以至于文化策略运用失当,文化角色定位偏移,因而出现角色越位;学者受制于大众媒体的强势导控与“受众为王”的商业逻辑,由文化理想的导航者蜕变为大众趣味的迎合者,导致角色错位。面对以上缺失,相应的对策是：聚合大学、公共图书馆、媒体等诸多社会公共资源,一同促使由媒体主导的经典“代读”向公众自身主导的“自读”转变,以此重建公共知识空间。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