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文化外交的作用及局限:冷战初期的日本电影节外交(1954—1956年)

由日本著名电影人永田雅一发起、成立于1954年的东南亚电影节,不仅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也是美国在亚洲开展"文化冷战"的直接产物。通过研究东南亚电影节的诞生背景以及日美两国发起电影节的不同战略目的,可以管窥冷战初期日美文化外交关系的多维面相。通过分析东南亚电影节的战略定位及其影响,亦能看出战后日本政府与民间人士协力开展的"电影节外交"与其"重返东南亚/亚洲"这一宏观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结合永田雅一的从业经历可以发现,这种未认真清理军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遗毒的外交理想,很容易使电影节其他成员回想起二战时期被日本殖民的惨痛记忆,继而激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感性抵抗",最终导致冷战初期日本对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收效甚微。     

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在冷战后其外交成就显著,究其原因是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判断明确,因而研究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对于理解其外交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区域秩序的参与者和"全球性城市"。从地区来看,新加坡以东盟为中心建构东南亚的区域秩序,融入区域秩序当中,并把新加坡对区域秩序构建的理念推广开,成为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领导者。从全球来看,新加坡作为"全球性城市",积极发挥外交的自主性,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科技实力、软实力等展开广泛的外交,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为新加坡谋求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然而,随着中美等大国间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又逢新冠肺炎疫情,新加坡的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之建设要素初探

公共外交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受到各国更多关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亦正稳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以"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为平台,打造面向亚洲的国际性公共外交舞台。基地建设的当前要务乃对其运作短板与建设要素予以厘清,从战略设计、政府角色、传播渠道、多元内容、本地对接、人才培养、侨务资源等若干方面来整体考虑海南公共外交基地的可行性构建路径,使基地在"十三五"时期尽快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促使海南今后相关工作得以健康运行且保持长期稳定,最终能够顺利完成"国家的外交会客厅"、"海洋权益的助攻手与舆论影响者"和"辐射全球的外交舞台"等多重任务。     

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要理解一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战略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年来日本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为背景,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总体呈进攻性的特征。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构的结果。国家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是推动战略文化重塑的重要机制。日本政治精英正是在历经冷战以来三个阶段持续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建构的身份规范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选择两个维度的传导作用,实现了对战略文化的重构。由于所建构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角色身份指向,基于其固有的显著性,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必然以冲突型为依归。环境认知、政治程序、联盟结构等三个层面的变化表明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已在日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

安倍内阁在内政外交方面提出许多抽象的理念。在外交方面,"价值观外交"、"自由繁荣之弧"、"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等给人留下较深印象。本文重点分析这些外交口号的内涵、实质、思想脉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伴随安倍晋三内阁辞职,福田康夫新首相提出"创造和平外交",日本喧嚣一时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就此戛然而止,而它未来是否会以某种形式重现,还有待结合未来日本政局和国际形势变化做长期观察。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

文化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文化外交理念、机构和内容三个方面的变化来分析。首先,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次,日本文化外交机构随着这种理念的更新而不断完善;再次,日本文化外交内容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法,成为影响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文化与日本外交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探讨一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分析日本国民性与日本外交的非理性、假想受害的特点 ,探讨日本人交往中的“协调一致”与外交“暧昧”特征以及“amae”心理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之间的关系 ,可从人文层次理解日本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日本软实力外交探析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多边外交成效显著、文化外交成就突出和国内发展深受瞩目等三个方面。21世纪后的日本非传统外交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夺得全球政治大国地位以及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赢得主动权等主要战略意图展开。它也存在着如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内政治体制僵化的约束、外交战略内在紧张以及右翼势力干扰与社会结构封闭等诸多缺陷。     

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是新时期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的多重身份定位决定了它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大课题。冷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在纠葛中寻求协调,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日本对华战略疑虑强化,使得两国纠葛情形更多出现于人们视野,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为更理性把控中日关系,助力全方位外交,中国需找准双方在历史与现实冲突、文化与意识反差、"一山二虎"对峙、大战略同类别与异目标等方面的纠葛结点所在,从"核心利益底线思维"、外交路径拓展、地区多边机制深化、坚持不懈自强等路径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战略。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日本文化外交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以国际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近年来日本文化外交在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日本文化外交观念出现变革.推出"发信"、"受容"和"共生"为行动指南,对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向进行了调整,并积极就活动项目、文化形式和传播方式进行新的实践探索,目标是不断提升国际形象、最终实现政治大国形象的建构.但由于日本外交实际与文化外交的属性要求存在矛盾,同时受历史观的直接影响,从长远看,文化外交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建构作用会出现明显的局限性.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

近年来,日本实行借助动漫、影视等"软实力",促进与海外的相互理解和友好,输出其价值观和提高国家形象的新型"文化外交"战略,为扩大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做出了种种努力.日本的"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的文化外交理念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亚洲地区主要是为了缓和侵略战争的历史后遣症,增强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提高日本的国家形象,培养更多的"知日派"和"亲日派".形成区域内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从而实现它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厉害了,我的新时代中国大外交

正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理论体系与外交行为的总体设计,表述了中国外交的远大理想,制定了中国外交的长远目标,形成了中国外交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中国外交的道义内涵,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作出了中国外交的战略部署,确定了中国外交的行为准则,安排了中国外交的行动方式,从而确定了中国外交在全球方位中的基准坐标。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利益相关者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我国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受到多元主体逻辑的影响和形塑,其中政府、 高校、 市场和学生等作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分别代表着国家逻辑、 知识逻辑、 经济逻辑及个体逻辑.国家逻辑偏好计划和管控,政府借助"政策法规—经费拨款—质量监控"嵌入人才培养的政治利益诉求;知识逻辑关注生成和创新,高校凭借"办学理念与办学定位—基本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制度"构建人才培养的知识内容体系;经济逻辑讲求回报与效率,市场通过"产业结构—岗位任职条件—就业文化"达致人才培养效益最大化;个体逻辑追求成才与发展,学生依靠"择校行为—专业选择—课程选择"构建人才培养的自我价值.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多元主体的多重逻辑及其作用机制始终共同制约和影响着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各个方面.     

论渤日关系中的对等外交

论渤日关系中的对等外交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国忠渤海国在与日本国的交往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两个邻国之间的对等外交，还是与之相反的不平等地位？渤海国究竟是不是当时日本的朝贡国或藩属国？是否曾采取了“轻视日本王朝的立场”？凡此等等，中外学者，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