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

在混合经济形态下,“市场”与“再分配”权力之间的良性制衡的关系尚未形成,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表现出层叠效应。对住房不平等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前（住房市场化时期）的住房不平等状况很大一部分是由房改前的住房分配过程和住房私有化改革过程导致的,社会成员越是接近体制的核心部门,其住房优势就越突出。这一经验研究发现表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根植于体制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时,改革之前导致社会差异形成的体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且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叠加于源自于市场的社会不平等,甚至经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延续并放大。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下，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到2012年追踪个案的数据，通过对农村学生小学至初中毕业升学历程的回溯，建立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辍学模型”和基于Logistic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升学模型”，发现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撤点并校”刚开始执行的年份，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反而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而这种家庭层面对于政策的回应使政策的影响效果被削弱或者推迟，从宏观上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在教育层面上的再生产机制是每个家庭在制度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结果。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以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通常关注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却较少注意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对市场转型的态度是其选择和行动的基础,这将会影响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发现,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转型偏好,且这种偏好倾向随世代推移呈现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流动人口内部存在显著分化。本文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好分化的重要原因。城镇内部的二元隔离是流动人口无法充分获得市场化红利的根本原因,唯有改变这一状况,才能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隔膜。     

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与经营决策：以白洋淀塑料加工户为例

在关于家庭经营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最经典的理论模型,一个是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模型”,一个是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本文通过对河北白洋淀淀村塑料加工行业加工户进行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经营户来讲,虽然他们生产的是一般性“市场商品”,但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家庭经营独特的组织方式,使得这些加工户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不但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受到了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住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结构,而且影响了家庭生产与消费的不同组合模式,这一点不但影响了一个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核算逻辑,而且影响了他们进行产业选择的经营决策。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笔者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数据，对建立的一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干部“逆向选拔”的制度安排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改革后干部录用制度向“绩效选拔”转变，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制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尤其是中高层干部存在明显的地位再生产。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信任溃败与圈子解散:田园茶叶公司的集体离职事件研究

以田园茶叶公司为例,本文运用集因素论和互动论优势于一体的圈子理论分析集体离职事件。研究表明,在以领导为核心的圈子中的网络结构位置决定了员工的去留、职级,集体离职源于组织中圈子内信任关系的受损、溃败所导致的圈子解散和替换。本文提出了五个研究推论：第一,职务结构和圈子关系的重合或分离会影响离职;第二,领导的圈外人最可能离职;第三,与小领导不和的大领导班底不会离职且会晋升;第四,圈间“桥”缺失会导致集体离职;第五,组织变革中的“幸存者”是大领导班底或圈间“桥”。本文有三个研究贡献：为离职研究提供了圈子理论的分析视角,拓展了圈子理论的解释范围;圈间“桥”关系协调作用的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助于辨析圈间“桥”和结构洞概念。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本文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阶级分析

本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计划”所提供的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结构,并以多元逻辑回归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越晚出生的世代(尤其是1895年后的出生者)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明显,而且糖业资本集中发展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明显;其次,工业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本土资本的竞争优势导致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门人口比例衰退的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这可能是“米糖相克”与家户生计逻辑造成的结果;第四,一方面受“农业台湾”的日本殖民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受家庭生计逻辑的影响,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女分户时仍经常划分农地给后嗣,因此出现了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门的向下流动的特殊现象,但已经靠农业就业的人口却难以流向工业部门。本文的贡献在于重建历史资料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阶级流动,并呈现工业国家之外殖民地社会的阶级不平等。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

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是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沉溺于个人服务,社会变革被边缘化或抛弃。这种“去社会变革化”是由专业的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与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专业化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市场化的营利主义、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逻辑,都会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远离社会变革。于是,专业化盛行、意识形态保守、市场化与管理主义风靡、个人主义高涨的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80年代,便是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同时,专业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塑造的产物。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真正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型塑,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