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京子的“原子弹”文学

1975年,当代女作家林京子的《祭场》荣获“群像文学新人文学奖”与“芥川奖”,接着,《上海》 (1983)获女作家文学奖； 《三界之家》 (1983)获川端康成奖； 《现在安息吧》 (1990)获谷崎润一郎奖；广播剧《酱鹅肝与公仆》(1995)获艺术作品奖； 《长时间写成的人生记录》(2000)获野间文艺奖； 《林京子全集》获“朝日奖“.可见,林京子获得了以当代作家为对象的各种奖项.作为当代女作家,林京子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写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她以自己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为出发点,始终贯穿“反核”的人生姿态,她的创作态度在当代女作家文学当中,独具特色.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简论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作为理论话语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随着话语环境的变化,30时年代初“写实主义”在话语实践中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一换名看似偶然,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而且揭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在修辞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意境”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四种用法

“意境”的用法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当中不断调整:王国维用“意境”概念强调文艺应该注重真情实感,而不是辞藻、形式；宗白华则把意境泛化为与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相异的“审美境界”；李泽厚把意境理解为形象与情感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是“最高度的和谐”的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性”成为意境理论建构中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却使“意境”的内涵不断膨胀.放弃“意境”理论的宏大建构,回归“意境”一词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论《儒林外史》寓庄于谐的手法

评论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时，人们常常看到“含泪的笑”这种说法。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运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塑造了众多集喜和悲、美和丑、滑稽和崇高于一身的不朽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末世人心不古，世风浇薄的痛心状况。寓庄于谐的手法使读者为《儒林外史》的诙谐和调侃解颐的同时，又为它的深刻和悲悯而感伤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儒林外史》里的关中方言词语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历来被称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独步千古的第一杰作。书中大量采用人民口头具有极强表现力的语言。《儒林外史》虽然是用淮南方言写的，但书中也存留有许多关中方言词语。     

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论”探析

“支那保全论”是甲午战争后在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日本“对外强硬”派提出的对华政策主张,大隈重信是代表论者之一.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大隈“支那保全论”发展为东亚门罗主义即“大隈主义”.推进对华经济扩张是大隈“支那保全论”的核心,这一点在辛亥革命时期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战爆发后,大隈“支那保全论”衍变为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女“性”商品化:男女平等的巨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商品化的泛滥,成为当今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巨大障碍.女“性”商品化主要表现为性交易、性贿赂、性广告、“买卖”婚姻等,其主要根源是市场经济的物化和拜金主义之深刻影响以及主观上的两极思维方式.要在最大限度上抑制女“性”商品化的泛滥,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立和大力宣传科学的“贞操观”.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

“古雅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中最具理论色彩和美学价值的学说。《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一文的发表,比英国克莱夫·贝尔的《艺术》的出版早六年。贝尔提出:“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本文认为:他们的美学观点从本质上都在说明艺术的形式为什么有“意味”,但他们的角度与侧重点却不相同,一个走向形式主义,一个走向现实主义。     

《说文》“公”字的训诂问题

《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此段,已被人们奉为公字的经典性定义,似乎许慎与韩非的解释完全一致。其实,韩非之说并无“平分”之意,《说文》这段话里,并存着公字的两种不同涵义。《说文》的“公,平分也”,是公平不偏之意,其反义词‘私”,是指偏阿不正,《广雅》训“公”为“正”是其义。这是古代“公”字的一种涵义——道德涵义。而韩非说的“背私谓之公”,没有“平分”、及平的意思,它指的是“上下之别异”,“公”指国君公其所代表的“公室”、“公家”——政府,“私”指私人,这是古代公字的另一种涵义——政治涵义。《尔雅》训“公”为“君”,就是专指这种涵义而说的。《尔雅》与《广雅》各执公字的一种古义,《说文》则把这两种不同古义混为一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照抄不误,未予甄别。今据古籍资料,试为辨析,以就正于古汉语诸方家。     

说“”

到曲阜游览过孔府的人，大概都见过，在孔府内宅门一座照壁的后部，有一幅大型彩色图画，上面镌刻着一只名为“猜”的怪兽，其状领奇特，身上密布鳄鱼鳞状甲片，鹿腿、龙头、麒麟尾，大张仁餐之嘴，模样狰狞可恶。据地方史志记载，传说这只“猪”虽然占有了普天下的珍宝财物，然而欲壑难填，贪求无厌，还妄想吞掉天上的太阳，结果坠入东海而被淹死。偷，究竟为何物？查诸《尔雅》、《说文解字》、《辞海》，未见“”字，这也许是一个失传的古字，更可能是一种意象的拼装。经反复考证，原来，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正如不曾有过龙一样，这睛…     

说“无耻”

荣与耻可以是一对最基本的伦理范畴，羞耻之心也可说是维系社会公德的核心基石。消加一个人古生了沈鹏的对羞耻的赏识和感觉．那么．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而且会干得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正如欧阳修所说：“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孟子更是说得直接明了：“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然而，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少廉寡耻之辈，“不复知人间有无耻事”（欧阳修语）。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的是民间那句“虱多不痒，质多不愁”的俗话。虱多真的不痒吗？假如真的不痒，那也只是对“痒”的麻木而已。欧阳修在《廉耻说》中说：“廉耻，…     

秦桧“莫须有”说质疑

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分析，认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说法，最初是无名氏作者在《野史》一书中编造出来的，并非历史事实。后人失于考证，辗转抄录，一味承袭不实的传闻，遂使“莫须有”成为秦桧加害岳飞的无理之理。事实上，秦桧打击和加害岳飞的“罪名”是十分清楚和足够的，根本没有必要搬出“莫须有”之词。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一国两区论”与“两岸一国论”:评价、比较与融合

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区论”,各方应作辩证的分析和解读,其既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两岸一国论”,台湾方面应充分领悟其中的善意,为共同破解两岸面对的政治难题创造条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一国两区”与“两岸一国”既有重叠之处,亦有差异之处; 为尽早在两岸之间搭建共识平台,探索出两岸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表式”定位,可在“一国两区”和“两岸一国”的基础上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和方法,将“一国两区”与“两岸一国”融合成“两岸两区一国”或“一国两岸两区”.     

“郦道元著《水经》”说质疑

<正> 一《水经》一书,虽为郦道元《注》及后世“郦学”之所托始,但关于它的著者与时代,却聚讼纷纭,迄无定说。原其所以,皆因为之作注的郦道元及最早著录该书的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均未言其著者与时代。而后世如唐开元间所修《唐六典·工部·水     

马王堆西汉帛画“非衣”说质疑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随葬品中,复盖在内棺上的彩色帛画,对它的名称,学者说法不一。这里拟对“非衣”说,提出质疑。“非衣”之称,不见文献记载。“非衣”说者,主要是根据该墓出士的两条竹简:“非衣一,长丈二尺”、“右方非衣一”,断定这里所记的“非衣”,“显然指的就是这幅彩色帛画。”遣策上所记的“非衣”,指的是什么,不便臆断,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这幅帛画本身来考察,说帛画就是“非衣”,却难以使人置信。文献不见“非衣”的名称,有关于“羽衣”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南经》记有“羽民国”,说“其为人长头,身生翼。一曰……其为人长颈。”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又引《启筮》曰:“羽民之状,乌喙赤目而白首。”《淮南子·地形篇》有“羽民”,高诱无注,《吕氏春秋·求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