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不等于“辞典”

不论在书店还是在图书馆,我们所见到的工具书中,都有大量的《……词典》与《……辞典》,仔细考察,发现二者在使用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既有《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又有《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既有《中国画家大辞典》,又有《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又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既有《成语词典》,又有《成语辞典》。上述“词典”与“辞典”没有区别。不仅如此,一些有关工具书的专门著作,对“词典”与“辞典”的定义也极为混乱,不能加以明确的区别。詹德优先生的《中文工具书导论》分类目录和正文论…     

浅谈张载哲学的历史意义

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哲学基本问题上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完整的唯气哲学，发展了《易大传》的辩证思维，其“民胞物与”思想奠定了中国近古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他的关学对中国近古唯物主义传统有重大影响     

论劳动差别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劳动的差別。然而,理论界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却很少,宣传更不够。时至今日,有些同志对劳动的差别仍然不清楚,使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遇到了一定的思想障碍。开展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差别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劳动的绝对差别和相对差别从双重见地考察,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有质的差别,也有量的差别。我们先来考察劳动的质的差别。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劳动有质的区别。后来,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了劳动的质的含义:“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因此说,劳动的质的差别就是劳动的性质和内容的差别。     

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

清代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多次提到楚辞、屈原、《离骚》,仅自序就有五处这不仅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而且也使我们惊奇地发现:作者反复论及楚辞的深层含义在于:他找到了一把具有权威性的评判“标尺”,一个高屋建瓴、指陈得失的有力“武器”。一客观基础白雨斋论美成词说,“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卷一)而在“沉郁”、“顿挫”、“深厚”三项之中,又以“沉郁”为本,“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二)他还对“沉郁”作过具体的阐发,说碧山词“无处不郁,无处不厚。反复吟咏数十过,有不知涕之何从者”(卷六)。从自雨斋的研究对象——词的基本体性来看,柔媚软艳、婉约蕴     

清初“错位尊体”词论的困惑

清初词坛的“错位尊体”理论———“攀附《诗》、《骚》”与“雅正寄寓”，互为发明，关系密切；一者直攀经典，欲从正统观念上推尊词体，以求彻底摆脱词为小道的地位；一者倡导雅正寄寓，欲从教化功能上推尊词体，以求使词承担起言志载道的作用。二者的做法，虽然有颇高尚的理念诉求，却有悖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时，二者一方面攀附推尊，一方面又自认“小道”，显见理论的矛盾与思维的混乱。因此，尽管“攀附《诗》、《骚》”说与“雅正寄寓”说在清初词坛热闹一时，然而，无论在理论建设或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后者）皆无法取得显著的积极效果；反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困惑的窘境；最终只能导致词体诗化、回归诗教，以致造成词体发展的自我迷失     

“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

长期以来,一个本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震聋发瞆的口号一直被忽视着,也从未有人加以分析。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开教“三大柱石”人物之一的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万历四十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指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著名的《辩学章疏》中,针对沈漼排斥耶稣会士传教的上疏,他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问题,对“补儒易佛”     

论天人合一

论天人合一宋志明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独到之处。中国历代哲学家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为之学。”（《观物外篇》）他认为作...     

邓小平的哲学贡献浅论

邓小平是中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举世公认的。同时他在哲学领域里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实际出发，对传统哲学观念进行了重大变革，他的哲学思想中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又突现了他超越马克思主义适应当代中国现实的新特点。　　一、矛盾融合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融合推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一般来说，斗争性占主要地位。过去，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片面强调斗争性，忽视了同一性，即融合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艺术与语言统一说”的内在矛盾

自克罗齐提出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以来,关于艺术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就不再仅以片言只语的形式出现于美学论著中了。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在其第一部分《美学原理》中,他主张艺术的科学与语言的科学、美学与语言学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孳孳寻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①对于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评论指出:“至于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则是他首次提出来的,对于语言学与美学都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②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祜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读李清照词札记二则

一 李清照的作品散佚严重。前人在辑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的《李清照集》除诗文外,共得词七十九首(其中三十五首词因被人怀疑不是李清照的作品而列为附录),搜罗可称丰富。不过,《李清照集》附录中几首词的辨伪性质的案语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词后的案语说:“词意肤浅,不类易安他作。王鹏运已疑之。”《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词后的案语说:“词意浅显,疑非易安作。”只以“词意肤浅”或“浅显”为据,便疑非李清照所作,显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所谓词意肤浅,无非从词的内容和…     

论《老子》中道的哲学性质

《老子》的“道”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于这个问题,《老子》的作者当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只是自觉地认为道的本体是“无”。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老子》是唯无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站在现代哲学的高度,分析一下《老子》的道相当于现代的精神范畴,还是相当于现代的物质范畴。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老子》哲学,有助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继承,有助于发扬科学精神、提高理论水平。 一、“道”不是纯粹的虚无 有人认为《老子》的道是纯粹的虚无,其实不然。《老子》固然说道是“无”或“冲” (傅…     

简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哲学上,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贡献。本文仅就其中的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注重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坚持按辩证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共性和矛盾的个性之间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恰恰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亦即辩证法精髓）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开创了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他同毛泽东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认识论死了吗?——评劳蒂的《哲学和‘自然的镜子’》

自从理查德·劳蒂(Richard Rorty)在他的《哲学和‘自然的镜子’》这本书中宣布认识论死了,哲学也奄奄一息的消息以来,英美的哲学教授们倒并没有纷纷失业或者改行。但是,也确有人说:“劳蒂的《哲学和‘自然的镜子’》,对于当代的哲学家们说来,是一部令人烦恼的书。如果认真读一读这部书,我们至少会为我们自己的行业而感到点内疚。这书把一片可疑的阴云覆盖到我们的自信心之上了……”当然,也有一些英美的哲学家反驳了劳蒂的论点。但是,劳蒂的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却是分析哲学给自己唱的挽歌。劳蒂说:“哲学家们总以为他们的学问是专门探讨一些不断出现的、永恒的问题——只要人们一思考,就会出现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概括为心和身(心和脑)之间的关系问     

王充究竟属于哪一家?

王充,会稽上虞人,他是东汉时代杰出的哲学家。王充的哲学思想属于哪一家,过去说法不一。明清之际的熊伯龙在《无何集》中说王充是“儒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王充是古文经学家(属汉代儒学的一派);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说王克思想“属于道家”;从《隋书·经籍志》到清朝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把王充所著《论衡》列入“杂家”。在“批儒评法”的时候,王充又变成了反对孔孟之道的“法家代表”。王充的哲学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哲学辞典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定型——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缘起与定型研究之五

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辞典》《新哲学辞典》《辩证唯物论辞典》《最新哲学辞典》等四本中文哲学辞典,勾勒了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缘起与定型过程,同时,也代表了西方哲学和苏俄哲学的两种方向,从时间和逻辑的统一上,似可说,从《哲学辞典》到《辩证法唯物论辞典》,代表了从西方到苏俄的转向,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简化和规范化;从《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到《新哲学辞典》《最新哲学辞典》,呈现了在基本转向后苏俄语汇自身的简化和规范的规律,进而揭示出中国现代哲学在语汇体系上的建立过程。     

张载“太虚”意义辨析

对张载哲学中的“太虚”一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而“太虚”又是理解张载哲学的关键之所在,对张载哲学的解释必须从对“太虚”开始。张载的多处论述显示,他使用的“太虚”一词所指正是气的原初、本然状态,在此状态中气之本方得以显现。学界对“太虚”一词的不同理解,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对“虚”与“太虚”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虚”是气之本性,而“太虚”是原初、本然状态的气,不可混淆。     

散论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一、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影响传统认识的质疑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传统认识有二:一是认为刘勰是佛教徒,笼统地认为《文心雕龙》中有佛教思想。二是从个别例证或个别词汇出发寻找到佛学在《文心雕龙》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详见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举要》一书)。归究起来,这些又都是从《文心雕龙》的精义角度来探讨佛学对《文心雕龙》影响的。然而从这种角度思考是颇可质疑的。首先,从心理学上看,人的认知过程有局限性。人脑在特定的时间里只能处理一定数量的信息。如果同时做两件事,这两件事就必然在运用某种共同的信息处理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无法对它们同时进行处理。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和以前一段时期,他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这已是不刊之论。王元化同志说:刘勰“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张少康同志也说:“刘勰不管在入梁以前还是入梁以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都是以儒家的经世致用作为自已人生处世的原则的,这在他的思想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此,刘勰虽然帮助整理过佛经,但他不可能同时接受佛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