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欧美减贫立法实践对我国后脱贫时期减贫法治的启示

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是我国减贫治理史上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也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增强了各国减贫治理的信心与决心.但现行贫困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完全消除并非意味着减贫治理工作的圆满收官.相反,相对贫困问题将会随之凸显并持续存在,减贫治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纵观全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贫困问题的困扰,并积极运用各种手段加强贫困治理.通过对欧盟、美国相关减贫立法和实践的探究,针对当前我国减贫治理阶段存在的缺乏持续性法律制度保障、相对贫困治理难度大、非政府机构参与程度低、贫困地区金融反贫困功能缺失的现实困境,可以通过加快减贫立法体系构建、加强减贫治理与国家宏观层面政策的衔接、建立多维和差异化的相对贫困评价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协同作用、构建差异化金融调控机制等几个方面的措施,完善我国减贫立法体系,促使其有效实施.通过构建长久有效的减贫机制,推进减贫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减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为人类减贫事业的发展献智助力.     

建党百年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启示

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经历了战争时期的"均分式"贫困治理、建国后的"合作式"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式"扶贫开发及新时期的"靶向式"精准扶贫四个发展阶段,蕴含着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的嬗变逻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情感治理方式,以高质量发展寻求获得感;完善情感评价体系,建立提升获得感的长效机制;啮合民众内生动力与外部助推力量.当前,要积极构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后扶贫攻坚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基本经验、世界意义与国际化路径

减少贫困是世界难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发展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减贫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所蕴含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体系变革、体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加强"中国减贫方案"的国际交流合作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县乡基层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行政效能提升状况研究

如何有效减贫是一项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为世界瞩目。从根本而言,扶贫不仅仅是经济援助,而是需要对贫困地区进行升级改造的全面系统工程,不但要解决当地发展原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要建构起长效的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基层政府的行政效能,是决定减贫脱能否打通"最后一公里"而摆脱"贫困陷阱"的引导动力。为此,基于甘肃省贫困县乡地区在脱贫攻坚中的政策落实情况,进一步探讨扶贫中政府定位的作用及其决策效能、体制效能和行动效能的发挥状况,并对可能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探讨,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总的来看,基于"三位一体"的政府引导减贫机制,县乡基层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历史性的关键引导作用,极大促进了基层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的提升。但是,受到历史和现实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动态监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需通过"政治扶贫"的持续推进而建构起积极的长效机制。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精准扶贫视角下对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贫困代际传递是导致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的主要因素。由于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主要传递者,将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传递给子女,使下一代人继续陷入贫困境遇。因此,探寻妇女贫困的根源,调整精准扶贫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当前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和巩固扶贫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政策衔接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搞好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对实现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是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等，但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扶贫标准的提高，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了“开发与救助”两轮驱动的新阶段。     

实施“精神扶贫” 夯实农村执政基础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对扶贫工作的新论断,是对我们党扶贫理论的新发展。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以自强的志气消除思想上的贫困,以精准的方略消除物质上的贫困,以足够的智慧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甘肃农村贫困片区扶贫对策研究

减少和消除贫困是甘肃省各级政府关注和重视的重大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贫困问题呈现多元化,新形势下应把"减少贫困,缩小差距,全面小康"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目前甘肃贫困问题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瞄准扶贫对象,理清贫困现状、致贫因素,分析存在问题,有的放矢的精准扶贫,是当前反贫困的关键。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