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雅集 心意物并称——读宋建章诗书画集

诗、书、画三者,乃中国文人浸润灵魂之芳泽,亦是其抒写性情之才能,更是其艺术心智之结晶。凡为文人,诗、书、画之三技者,或擅其诗,或擅其书,或擅其画,诗、书、画三者兼而得之者,可视为通才——艺术创造方面的通才,而非今之所谓学问家者流所提倡的通才。     

幸福赋

西安市第六十五中学,居渭水之滨,处秦岭之阴;位千年古都之东北,立西安灞桥之新合。师长东望骊山之晚照,倍感施教之乐趣无穷;学子西闻晨钟又暮鼓,愈显勤奋之努力不已。泾渭分明汇流其北,漕渠古道蜿蜒其南,环境幽雅,人杰地灵。     

嵩岳画派创始人郭子昂山水画赏析

正我观其写生,用硬毫、粗头、短锋之笔,以焦墨画于裱就之册页上,走笔如风,取其大略,往往以符号代之,然而隐见山川之灵气,其优韵致。足见其有敏锐之审美感受力,能于瞬间把握到对象的审美特征,并以简练快捷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我发现他身上的这种艺术素质很宝贵。——鲁慕迅(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     

杨炯"酷吏"辩诬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因《旧唐书》的记载而有"为政残酷"之名,后人大多因袭其说,至今犹然。本文在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衢州的地方史料,并结合当地人民生活之实迹,辨杨炯"酷吏"之诬而还其为政循良之实,并简要分析了杨炯之所以有"为政残酷"之诬名的原因。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论文学意象思维的三个维度及其统一性

文学意象思维是"物境"、"情境"、"意境"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诗之物境,即了见其象,主体"看到"观照中的一切象,将有机统一的审美意象体系熟视于胸、历历在目;诗之情境,即深入其情,饱含情感地观照"象",作者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又会影响其创作意象思维的独特性,情中景、景中情不能与客观之理相提并论;诗之意境,即妙得其真,主体所见之象并不是一般的直观感性之象,而是妙得其真之象,它是生命律动的真诚表现,是溶于情,与象融合的真理.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的立法研究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但其生存和发展却受到"融资瓶颈"的严重制约,而通过立法对其金融扶持是促进其发展之行之有效做法.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扶持之立法必要性和现状所做分析,并确定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立法所求目标和遵循原则,从而构造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之合理法律制度.     

刘基经济思想浅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主要谋士之一。刘基的经济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于元末弃官隐居时所作的政治寓言《郁离子》中。刘基认为,农业生产是国计民生不可须臾荒废的根本事业。他说:“耕,国之本也,其可废乎!在《郁离子》中,他借公孙仪之口,讲过这样一番话:“君知圃人之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风日,疏其水潦,而施艺植焉。窳隆干湿,各随其物产之宜,时而树之,无有违也。蔬成而后撷之,相其丰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伤其根。撷已而溉蔬忘其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匮。今君之有司,取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几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匮也已,臣窃为君忧之。”这里,刘基劝喻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应当象莱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韦毂《才调集》卷五录元稹诗歌考索

《才调集》第五卷所录元稹 5 7首诗歌 ,其中可以肯定为崔莺莺而作“艳诗”凡 2 5首 ,可以肯定为伪作及非为崔莺莺而作者 2 3首 ,剩余 9首诗歌 ,无法确证 ,姑阙疑于此。     

中国古宫词含义考辨

以宫词为题的诗是宫词的研究对象,如何对待那些数量可观的无宫词之名、却有宫词之实的诗,关键在于宫词含义的理解。通过梳理历代宫词之渊源流变,考察出宫词是以妃嫔宫女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此为核心含义宫词,其中包括宫中行乐词与宫怨诗二类;又有不涉宫女之事的宫词,即为边缘含义宫词。     

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敦煌曲子词是由文人创作的律词,在词调、格律、音乐和风格等方面与唐五代词和宋词都存在相承与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可靠的依据。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的某些特性未为花间词继承,却在宋词里得到发扬光大。     

元稹“艳诗”考论

元稹自叙“艳诗”定义，以“干教化”相标榜。陈寅恪先生虽以为其为昔日情人崔莺莺而作，但今日学者复相质疑。本文首先考察元稹诗歌结集情况及现存作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元稹所标之“艳诗”，虽非咏一人而作，但其中亦包括为崔莺莺所作之诗歌作品；(2)元稹“艳诗”可分为三类，究其整体性质，则属艳情之作。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魏晋北朝同题拟古诗成因及价值浅探

魏晋南北朝同题拟古诗研究范围有两层:一是指以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如傅玄、张载二人的《拟四愁诗》、刘休玄的《拟行行重行行》、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等;另一是指以拟古、效古、拟古诗为题并未表明所拟对象的诗,如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张华的《拟古诗》、孙岩的《效古诗》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第一类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进行研究。     

万叶恋歌中大伴家持与坂上大娘的相闻歌

大伴家持与大伴坂上大娘是两位极具才华的歌人。二人婚前互赠的和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和歌群,一首首浓缩了8世纪中叶时代氛围的和歌在歌风上有别于万叶初期的朴素与真率,更加注重修辞炼句,意境上也更趋于纤巧。在繁若星辰的万叶恋歌中,他们的29首相闻歌是相当耀眼的,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李白诗歌中的“一片奇气”的学理探析——兼论李白之奇与岑参、韩愈的异同

李白的诗歌个性十分鲜明,其突出特点可用"李白气"来概括,"李白气"的能指即清末评论家吴汝纶所说的"一片奇气"[1]。"一片奇气"在李白诗歌有三个表现层次:言奇、象奇、思奇。李白、岑参、韩愈三人的诗歌都具有"尚奇"的共同特征。但比较而言:岑参之奇,意在外物,奇在风光;李白之奇,意在情感,奇在心志;韩愈之奇,融进人力,奇崛险怪;李白之奇,得之天然,风神潇洒。这正是李白之奇的独特之处。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唐宋诗的文本差异及其文化原因

唐宋诗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这种差异在具体文本上的表现却少有细致分析.堪称唐诗代表的是李杜,堪称宋诗代表的是苏黄.将李白与苏轼、杜甫与黄庭坚的几首题材相近、体裁相同的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他们或重生命体验的完整性,或重艺术构思的精妙深微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而在这种不同的创作倾向背后则隐含着以消解生存焦虑为目的和以实现主体意识为目的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诗歌文本差异不过是文化价值取向差异的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