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陆机《文赋》中关于诗、赋文体特征的著名论断。其确切含义应该是:诗以抒发情志为主,要求表达感情美好动人;赋以描状外物为主,要求刻画事物清晰细致,形象鲜明。通过对文本的全面观照,纠正了一些论者断章取义、不客观地拔高“诗缘情”说理论意义的做法。     

“东门”兴象文化意蕴考论——《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艺术研究之二

《诗·郑风》作者选取郑国都邑东门来经营＂东门＂兴象,使这一处所名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由此形成了具有郑地域性文化特质的诗歌兴象。东迁后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共同形成的发达商业文化则为＂东门＂兴象形成的经济基础。故《诗·郑风》作者所经营的＂东门＂兴象表征了郑国上层贵族生殖崇拜文化意识,其文化内涵则具有商业文化性特征。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主旨探析

王昌龄的诗歌《从军行》(其四)的主旨历来有“豪情”说和“怨情”说二种观点。本文首先从王诗惯用的语言着手,从字和句方面对本诗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豪情”说的缺陷和不准确性,同时确立了“怨情”说的合理性;然后进一步挖掘了本诗的“文外主旨”,从朝廷用人不当、安边无策等方面对“怨情”说作了证明;最后概括出了本诗的主旨,并说明本诗的情感基调与王诗的主体情调一致。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论叶燮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

本文将叶燮《原诗》的诗歌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进行了统一的考察,指出其纠明诗复古之偏弊、破宗宋尊陆范皮表之论,阐述其理事情和才胆识力相结合的诗歌主张、沿革因创的见解,及其诗歌创作注重在继承中力求创新的实践。     

宋元诗歌美学观“情在景中、景在情中”

本文从诗歌美学的角度 ,探讨了宋元诗歌中的美学观念 ,从大量诗歌实例中 ,展现了“情”与“景”的关系 ,分析了宋元诗歌的审美意象。     

诗缘情而绮靡——试论诗的特质

中外文学理论及史实说明:“艺术就是情感。”诗更是情感的宠儿、情感的律吕和色彩。诗尤其需要情感的爆炸——“灵感”的获得。情感与灵感的关系:情感是灵感的母体;灵感是情感的产儿、触媒、导火索和爆破点,是情感孕育诗篇的必经的重要阶段,“是诗的受孕”,是诗人富有个性特征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全新的美的愉悦,是诗情中最感人最富创造性的力量。诗主情,重灵感;而诗情和灵感不是心灵固有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诗人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独特审美判断及与之俱生的情感反映。诗主情与其他艺术主情的区别,在于“诗缘情而绮靡”。作者认为,这就是诗的特质。     

朱光潜的诗美学与新诗理论辩正

要评述、了解朱光潜“直觉论”所支配的美学批评理论，有必要集中谈谈他的《诗论》，这一直是朱光潜的“心中主题”①，是他的美学理论的一种专门运用，里边含有很多对新诗实际批评的意见。将其《文艺心理学》与《诗论》对照起来读，就能全面了解朱光游的美学思想与批评的原理。从批评史角度看，朱光潜的《诗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著作。它第一次以严密系统的专著的形式，从美学的层面深入探讨了诗的本质及其创作欣赏的规律，并且在中西诗学比较的前提下，系统阐释了中国诗歌形式的基本特征，力图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切实有用的理论借鉴…     

从《性自命出》到《文心雕龙》:“文起于情”的文源说

《文心雕龙》的文学起源说是“文起于情”.这种说法与保留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古人对于性、气、情等范畴的传统理解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在《性自命出》中初露端倪,自此之后,虽历经辗转,却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只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笼罩在乐论当中.出乐而入诗的代表是《毛诗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认识的是陆机之《文赋》,至《文心雕龙》而集其大成.     

披文缘情话婉词

“人非太上,未免有情。”。这句话最真实地道出了情感于人的不可取消性。诗发端于民间,它最初的出现就是用以表情:情侣间相随相爱的恋情,先民生之艰难的怨情,弃妇被始乱终弃的恨情,男女间相爱不得相亲的愁情。情构成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发生的原动力。可这种发端于心头、流淌于唇齿、落墨于笔端的自然之情被孔子以删诗之名部分地删掉了,孔子的删诗不惟删掉了诗之篇章,也删掉了诗之本能情感,诗的表情功用被意所替代了,情感中最真挚、最自然的部分:爱恋之情、欢悦之情、愁苦之情无法表之于诗,唯有积压于心灵深处。现实生活里,人面对着春花秋月、行之于他乡异地,回忆起往昔恋情,难免感事伤怀,愁肠百结。生活中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可传统诗却不允许抒写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情感,它要求表现生活的文学要免于有情。这就是传统诗对生活的背离,对人的背离。     

《诗经·国风》中伏牛山地域民歌研究

《诗经·国风》中的伏牛山地域民歌,主要集中在《周南》、《召南》、《王风》、《郑风》和《桧风》中。其中,既有温柔敦厚的情感表达,又有率真奔放的爱情诗歌,还有缠绵悱恻的忧思情怀。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伏牛山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活动及文化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经指出过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事实上,韩愈正是以那些“以丑为美”的诗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诚然,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使其诗自成一家于李杜之后,并且对宋诗特点的产生乃至整个美学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也使得宋代那批追随他的诗人从娘胎里就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评“崛起的诗群”掌握世界的方式

徐敬亚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无异于向人宣告:一个带有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倾向的诗歌流派,已出现于中国当代诗坛。所谓“崛起的诗群”的艺术体系,在徐敬亚的长文中已经备述。而其中,“对诗歌掌握世界方式的新理解”,我以为是贯穿这个体系的一条纲,相当重要。因此,本文打算联系“崛起的诗群”中其他人的看法,来对徐敬亚同志的这个问题作一番考察。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谈一谈“崛起”论者对诗人和诗的独特认识。在《崛起的诗群》中是颇引用了他们中一些人的不少话来阐明他们的独特认识的。他们认为:既然是诗人,就应该勇于向自己的“内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

刘长卿是中唐前期诗坛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在诗的艺术上造诣颇深,曾自诩“五吉长城”,可见他对自己诗歌艺术成就的自负。”他一生写了许多独具艺术个性的诗篇,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历代诗歌评论家对他的诗也多推许。皇甫　在《答李生第二书》中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卢文绍《刘随州文集题辞》说:。随州诗,……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薛雪《一瓢诗话》说:刘随州“得意处竟可与少陵索笑。”这些评论虽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诗在后世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解放以来,对他诗歌艺术的探索和研究很不够…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诗眼”的艺术功能

“诗眼”顾名思义是指诗的眼睛。什么是诗的眼睛呢?从字面上说,“诗眼”就是最能显示诗歌内涵真谛的最关键的字词;从艺术含义上说,“诗眼”是指诗歌艺术境界的脉络焦点。“诗眼”,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早已出现,不过,一般认为是律绝产生以后才普遍产生的。诗以一字为工,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往往根据人们积极想象的心理特征,巧下促人积极思维的字词,运用能产生诗情画意的“片言”,并使之“居要”,使读者如见其形、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会其情,以收到传神明旨的艺术效应。     

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非人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动乱的时代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进”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思想史上的李梦阳与《空同子》——兼评王昌伟《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的几个观点

《空同子》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梦阳的思想观念,如批评宋人“不言理外之事”,以为“真天子怪异多”“理欲同行而异情”,重视诗歌的风化作用等,都很有特色。新加坡学者王昌伟的专著《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对这些论题作了视角独特的解析,认为李梦阳强调世界本质的多元性,皇权具有半神圣性,主张“情”的表达应该得当,其以表达自我为核心的诗学独立于“学以治国”的宏大目标。笔者则持不尽相同的看法,认为李梦阳重视现象世界的丰富性,尊崇皇权是为了弘扬“治道”,重视理、欲之辨,始终强调诗学为政教服务。王著注重长时段及知识结构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值得借鉴,由此论证李梦阳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观点颇有启发性,也不无商讨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