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价值效益优先论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属性 ,它本身是一种多重的体系。其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 ,应把立法的效益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效益价值的实质在于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它本身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并且以取得立法收益为目的。要实现立法的效益价值需要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各种立法资源并要考虑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     

我国立法应明确不动产租赁登记的效力——兼论物权化之债权及其公示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第190条关于"先成立之租赁关系不受后成立之抵押权影响"的规定,确立了租赁权具有部分物权特征的规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立法存在物权化债权的有关政策,包括租赁权与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的有关物权化规则,通过分析实例可以看出,在对有关债权物权化的同时,我国法律对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与交易安全的冲突已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我国法律对租赁权与交易安全冲突的规则及租赁登记的效力存在法律漏洞--基于物权法公示公信的原则,债权物权化,应当有相关的公示制度予以配套,否则将有损交易安全,未来的"不动产登记法"立法时应将租赁登记及其效力纳入租赁权物权化制度体系.     

中国物权请求权制度的法律重构

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法对物权进行保护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我国物权法在第三章“物权的保护”中已宣示性地规定了几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物权请求权类型，表明我国已在立法上确立了物权请求权制度。但该制度在设计上仍有缺憾，需要从法律上重新架构．从而为我国物权请求权制度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对物权客体——物的种类的重新界定

物是物权的客体,而物权是物权法的核心.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从法律上确立了物的种类、归属、利用和保护的规则.但是,对于物的种类,这一物权法的基本问题,却仍然沿袭"动产和不动产"这一超百年的分类方式,显然过于保守,已经落后于时代.客观世界的迅速发展,使物的种类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打破局限于有体物范畴之内的"动产和不动产"的物的种类"二分法",已成现实之趋.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立法上,将物的种类重新界定为生命伦理物、狭义特殊物和一般物,应为我国民事立法所接受,并通过物权法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确定.这一立法上的突破,不但使我国的物权立法更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物权法理论,并进一步奠定民法典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思考

随着农地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趋向日渐明显。应该以物权化思路为导向 ,将农地承包经营权更名为农地使用权 ,并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作出切合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立法安排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制约因素探析

一、我国刑法立法效益分析1997年我国通过对刑法进行全面修订(1997修改后以下简称新刑法,1979年制定简称旧刑法),刑法立法得到了科学化的改善,立法的效益比较明显。它主要体现了我国公民在意识上的提高。刑法修订经过了十几年,期间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刑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后,     

论我国物权变动立法中的二元化模式

我国物权变动立法应当采用二元化的模式。一元化的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过分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交易效率;过分强调公示,从而抹杀了当事人间不必公示的交换利益。意思主义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促成财产的流转,实现交易便捷和高效率。二元化模式是我国物权立法对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平行继受的结果,它有利于发挥意思主义的优势以克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     

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观念误区及其克服

百年前中国物权立法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导致了中国物权立法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国当代的物权立法必须走出功能价值定位偏失、忽略本土法律传统等误区,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对物权理念进行更新,将法律的文化意义和形式品质作为物权立法的新理念,实现中国物权立法现代性的转变。     

调整关系 均衡发展 确保社会保险立法的完整性

2008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全文公布《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法正式步入立法程序,也预示着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将拥有自己的基本法,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因立法层次     

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规定的“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与德国法上的“分离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分原则的内容实际上是合同成立生效、违约责任及物权法公示原则内容的体现。故“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不宜作为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改革与苏联新刑事立法

目前,苏联国内正在编纂新刑事立法。作为新刑事立法“半成品”的《刑事立法纲要草案》和《刑法典理论模式》(总则)已经出台。苏联为什么要编纂新刑事立法?这次编纂有何特点?立法者意图作哪些重大的调整?笔者想就刑法工作者感兴趣的这些问题,作点简介。(一) 苏联现行刑事立法,即《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各加盟共和国《刑法典》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颁布的,是作     

《民法典·继承编》:制度补益与规范精进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既有立法理念更新、制度规范完善的优势,也有立法思路积习、立法欠缺依然的遗憾。为完善《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应注重制度补益与规范精进。前者在于弥补立法盲点——增加遗嘱执行人及遗产清单制度,强化配套措施——规定遗产的临时保管、遗产管理人的辞任与解任、共同遗产管理人及禁止遗产分割的保全请求权;后者在于秉持立法传统——完善遗产范围及法定继承顺序,澄清立法歧义——规定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及继承扶养协议。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权益保障与秩序稳定的实现、继承观念与继承文化的引领,应成为《民法典·继承编》编纂的价值追求。     

论租赁权相关法律漏洞的补充——兼谈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我国合同法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及物权法有关租赁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规则,赋予了租赁权以物权特征;但合同法与物权法构建的租赁权规则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物权化的租赁权缺乏公示制度的配套,从而有碍交易安全和效率,也损害抵押权制度;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中其他物权化之债权以及航空器、船舶租赁却有相对完善的交易安全的制度安排。对买卖不破租赁的立法政策进行法律经济分析,可以发现租赁权物权化从保护承租人的公平的政策考虑,需与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效率的政策考虑相平衡;借鉴其他立法例,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与租赁权相关的条款应当适当修改,最终达到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平衡。     

居住权与中国的立法选择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后为欧陆各国民法典所承袭,全国人大法工委《物权法(草案)》首次在中国规定了“居住权”,但学界对中国的“居住权”制度的法律取舍颇有争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实践而言,确立“居住权”制度更为合理。     

物权行为理论探源--以罗马法为中心

我国当前的物权立法是否应采纳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 ,早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 ,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溯源。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萨维尼对古典罗马法所有权让与过程中的形式要素所蕴涵的本来意义产生误解而创立的 ,因此 ,我国物权法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借鉴应采取慎重的态度     

物权法应界定"公共利益"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再次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其中第49条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质疑者强烈要求物权法对作为征收、征用理由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是“公共利益”真的应该由作为民法一部分的物权法来界定吗?     

我国物权法浮动抵押制度批判之反思

《物权法》首次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该制度在传统物权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属于兼具保全功能和融资功能的新型担保方式。由于制度设计在立法层面上的疏漏,该制度在理论上不断遭到学者的批判,在实践中则对银行及民事主体鲜有涉及。随着这一制度执行,这种批判已经告一段落。但对这一批判进行反思,仍然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完善浮动抵押制度。     

中日两国律师执业制度之比较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应适时作出调整。日本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经历了由严到宽的发展历程。律师业务范围辐射社会各个领域且呈不断发展态势,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我国2008年《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制度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的客观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有效路径在于:坚持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的立法思维,以立法及律师从业实践为切入点,理性地处理好立足我国国情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关系,同时,在立法层面做好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有益做法的确定、规范与完善工作。     

质疑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僵化性缺陷尽显,阻碍了物权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章从哲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此项原则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并非立法的产物,而是概念法学的产物,并实证地认为我国立法不应采用此项原则。     

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实证法考察

我国实证法上对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承认与否,向来有所争议。通过实证法分析,单从买卖致所有权移转的角度,以《物权法》与《合同法》对此的相关规定,可证明大部分实证法法条承认债权行为不可导致物权变动,另有部分法条则肯定物权行为的存在。而对于抽象原则,实证法法条持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