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是被司法工作者最早提出的问题之一。但是,该制度在理论层面上发展若干年以后,在实践中其作用难以发挥,检察院地位依然较为尴尬。本文主要从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所狱政部门的检察监督,对诉讼参加人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对检察监督机关的检察监督,以及对检察监督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构建检察监督制度的设想。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对"行政三分制"理论的再认识

中国加入WTO后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行政改革呼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改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模式实行"行政三分制"是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部分。三者相辅相承,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改革是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梳理,将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以实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实践"行政三分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检察权规制的理性思考

科学、合理的检察权规范制约机制是实现检察职能、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当前中国深化检察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中国长期权力文化中负面因素的消极影响,目前中国检察权运行中仍存在检察理念缺失,检察权与其他权力配置不合理,法律监督权偏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权正当行使和科学发展。因此,有必要从理性的视角对检察权作进一步检讨,以期改革、完善检察权,实现对检察权的合理规制。     

法律监督:政治制度还是司法制度

法律监督所体现的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的政治需要,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检察制度具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双重属性.法律监督成为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是由中国检察制度的政治 地位所决定的.司法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并为政治制度服务.中国检察制度的司法属性要以有利于政治属性的确立和发展为目标,但司法制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不能被否认或轻视,更不能以法律监督来破坏司法和诉讼的规律.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刍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也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力救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基础,遵循了法治规律,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基于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互动成为必然趋势。本文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以及检察权与行政权二者的关系出发,结合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探求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及效力。     

论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完善

当前,虚假诉讼频发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同时也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已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虚假诉讼的界定,从广州市检察机关所办理的虚假诉讼案件类型入手,分析检察机关查办虚假诉讼案件中存在的困难,并从四方面提出完善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建议。     

非监禁刑执行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进路

非监禁刑是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的、是对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不关押行刑的刑罚的总称,在我国是指管制、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和仅时犯罪的外国人适用的驱逐出境.它是实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执行中有执行机构分散、财产刑执行率低、行刑效果不明、对非监禁刑苛求的问题,为了保证非监禁刑的正确执行,实现刑罚目的、保障罪犯人权,必须加强监督,针对非监禁刑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实施监督的操作性不强、检察制度建设不完善、检察力量配备不足、衔接不畅、检察工作过于被动、检察措施贫乏、检察内容不完整的问题,应采取的对策是落实组织建设和人事配备措施、形成科学的检察工作制度、重视宣传、创新监督手段、加强与执行机关的协调.     

俄罗斯自然保护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继承苏联复合式自然保护检察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自然保护检察制度。目前,俄罗斯联邦设立了1个全流域性的伏尔加河跨地区自然保护检察院。此外,在36个联邦主体内建立起42个独立的、隶属于本联邦主体检察院的跨区自然保护检察院。而在另外32个联邦主体内,仍由区域性检察院负责对自然保护和自然利用立法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认真研究俄罗斯联邦的自然保护检察制度,不仅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对我国专门检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新形势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理性思考

新《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颁布,使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本次民诉法修改对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权能、权力实施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的规定过于保守和粗陋,使得该权力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受到阻碍。这种弊端导致了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行使的模糊及与外部权力关系的紧张,也损害了诉讼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鉴于此,本文将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为目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历程,立足于新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运行现状,分析问题的成因,提出以观念上更新、立法上丰富权能,体制上实现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架构模式。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侦防协作机制的改革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赋予了公安工作新的内涵,对公安机关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不断促进侦、防协作机制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公安机关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目前导致侦、防协作不畅的原因,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也有制度不完善方面的。因此,首先,要加强公安机关内部人员侦、防协作意识;其次,要明确侦、防双方在侦破刑事案件上的职责;再次,要建立健全人事保障、信息传递与通报、考核奖惩等相关制度;最后,要切实解决好侦、防双方的矛盾,从而最终实现最大限度地提高破案率和降低可防性案件的发生率。     

论民事抗诉程序中“新证据”事由之适用

对认定事实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证据"事由是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重要条件,由于再审程序是一种"有限纠错"的特殊救济程序,对"新证据"事由的认定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在维护判决既定力和保证裁判终局结果正当性之间达成双赢。而抗诉作为必然启动再审程序的检察监督手段,在把握"新证据"事由时,既要考虑符合再审"新证据"的基本构成要件,又要立足于检察监督属性来具体适用,才能有效实现监督职能。     

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柔中带刚的效力本质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决定其具有多大程度的强制力。《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检察建议效力的创新规定使得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受到质疑。"零和博弈"与"互利双赢"是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法律应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分层、分类规定其法律效力,以刚性本质推进其柔性形式,进而在保证监督效果的基础上发挥出再审检察建议的特色,避免监督流于形式。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研究

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往往面临着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抑或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两诉”选择困境。然而，单纯地选择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均有缺陷和不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有理念与实施机制等多方面的困惑和难题。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检察机关应当融合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和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内在制度优势，形成一种以一体化和整体性为特征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为此，我国通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分别调整所形成的二元立法分离模式有必要加以修正，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或“检察公益诉讼法”以形成一体化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乃大势所趋。     

实行对领导干部有效管理监督的理论探讨

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实行对领导干部有效管理监督是必由之路。在思想上,要通过廉政文化自觉,使领导干部树立牢固的政治信仰和法律意识;在管理上,要建立具有"实用主义"思想的管理制度,实现制度与制度执行者的激励相容;在监督上,要根据权力制衡原则,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领导干部"不敢腐败"、"不愿腐败"及"不能腐败"。     

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角色的转换

在目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与制约权存在矛盾.而解决审判监督权与制约权矛盾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强化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淡化、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的角色由监督者转换为制约者.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实质上取消的是检察机关行政化、非诉讼化的监督模式,代之以正当化、诉讼化的程序模式.这种制约模式不仅可以克服传统审判监督乏力的境况,并且由于具有程序效力而能更好地发挥对审判机关的监督作用.同时,还应该赋予审判机关以同等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职能,最终实现法院、检察院两个司法权力机关的有效制衡.     

论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诉讼解决机制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人民法院裁判的方式解决各种民事纠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并且呈现出群体性、突发性等新的特点.新时期具有新特点的社会矛盾,不能再仅仅依靠有限的诉讼司法资源解决.反思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要想保障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我们就要更新诉讼理念,摒弃"诉讼万能"的错误观点,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健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多途径、多层次的保障.坚持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