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基金登记为公募基金会之思考

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成功登记为公募基金会,意味着中国对民间个人举办公募基金会给予了进一步的放松管制。这个现象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如果换一种思路来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对公募基金会准入登记放宽的同时,对其日常运作强化监管,建立退出机制,从而推进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合理布局。     

非公募基金会引领民间公益事业

美国有5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两项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到了90％以上，它们均属于“非公募基金会”。     

论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是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公益价值观是影响国民公益意识和公益行为最根本的因素。因此,通过建设公益文化来培育国民公益价值观,提高国民公益意识,是促进我国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非公募基金会引领民间公益事业

美国有5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两项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到了90%以上,它们均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在我国基金会当中,大多数还是公募基金     

从娱乐到公益——鞍山“阳光公益行动协会”个案研究

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各类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一类即是从娱乐团体发展而成的草根公益组织。这类组织虽然数量不多，却为公益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模式。辽宁鞍山“阳光公益行动协会”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出现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公民慈善意识增强的体现。重要的是，它在从娱乐团体向公益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在人员构成、团队协作、活动经验等方面突显了一定的优势，这是值得其它公益组织学习和借鉴的。     

校会合作: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随着后条例时代的来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逐年增多,但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在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方面,尚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非公募基金会应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并积极寻求突破,可尝试从校会合作的角度,通过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探索一条优化项目管理、培养专业人才的路径,以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的专业化。     

校会合作: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随着后"条例"时代的来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逐年增多,但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在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方面,尚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非公募基金会应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并积极寻求突破,可尝试从校会合作的角度,通过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探索一条优化项目管理、培养专业人才的路径,以推进本土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的专业化。     

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发展趋势

公益平台开放化趋势.一方面,公益平台项目发布的社会开放度在提高.即从成为社区服务公益项目的发布平台,到成为民政公益项目的发布平台,再到成为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的发布平台.未来发展趋势是成为上海社会公益项目的发布平台.另一方面,公益平台日常管理的社会开放度在提高.公益平台合并前,事业单位负责公益招投标平台日常管理,社会组织负责公益创投平台日常管理.虽然社会组织似乎占据半壁江山,但实际上公益创投的规模远远小于公益招投标.公益平台合并后,有关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项目受理、项目评审、项目实施管理等事务性工作都委托社会第三方——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一社会组织具体实施.未来发展趋势是社会组织在公益平台中的参与度、活跃度将日益提升.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法律解读

2004年3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00号令,公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同时宣布该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基金会管理条例》一经颁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公益界和法律界的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对于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使社会分配更趋公平,起到     

基金会保值增值问题研究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基金会的投资问题引起了界内和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公益机构，基金会应以社会效益为价值取向，但为了长期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完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监管的捐赠者视角

公益慈善捐赠是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其踊跃与否决定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公众牺牲财物支持慈善事业的内动力是慈善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其效用。鼓励民办慈善组织发展促进公平竞争、强化慈善组织公信力为核心的监管机制、建立寓监管于服务的伙伴关系能够降低公众慈善捐赠交易成本,提高慈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慈善捐赠者效用,激发社会公众踊跃捐赠,应成为政府完善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监管的重要内容。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

2012年12月10日，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启动仪式暨首期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出席会议并致辞，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王素英出席会议并发布了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安利公益基金会常务副主席黄德萌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中民慈善捐肋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以及100多位慈善公益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     

非公募基金会从“孕育期”到“成长期”的问题及发展策略——以广东为例的研究

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处于一种＂孕育期＂的依附性生存状态,在资金、人员和物资等方面都缺乏离开原生机构独立生存发展的能力。非公募基金会要从＂孕育期＂向＂成长期＂发展,需从两方面提升：一是突破外部管理制度对基金会的控制型政策的束缚;二是从项目运作差异化、专业化、品牌化,人员专职化、专业化,基金会增值保值等方面推进积极的内部发展策略。     

公益创投与微博公益：慈善模式创新研究

发展慈善事业,增强慈善的吸引力和活力,需要慈善模式创新。“公益创投”“微博公益”是慈善模式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们正在改写人们从慈善参与主体到慈善参与方式的固化认知,而且体现出当今慈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变迁。     

上海公益创业的社会生态路径——对首届“上海公益伙伴日”的思考

2011年11月,首届“上海公益伙伴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会见了参加首届“上海公益伙伴日”的公益领域社会组织代表。主办方——上海市民政局搭建了一6个×6平方米的特装展位,通过展示社会创新孵化园、公益创投、公益招投标、民生服务热线等创新内容,凸显了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三方开展跨界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效。     

在公益的沃土上不倦地耕耘

一部深圳慈善公益网发展的历史，就是深圳社工机构发展的剪影。2000年8月，深圳慈善公益网由十位志愿者自发组成草根团队与社区合办“社区人之家”、开展慈善项目公益活动起步。2001年在深圳市民政局支持下开通了“深圳慈善公益网”网站。2002年时任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阎明复先生来深圳时亲临机构视察，     

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     

公益诉讼与构建和谐社会

公益与各种利益的协调平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私欲膨胀侵犯公益、政府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侵害公益而又缺失相应的法律救济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掣肘因素。公益诉讼以其特殊的运行机理有助于维护公益、协调公益与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必要性,同时又存在相应的法理基础与可行性。     

一种“官民结合”的慈善公益组织探究 ——以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为例

本文以深圳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为研究个案,基于其历史、现状及运作模式的初步疏理与探究,阐述了在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形成的“官民结合的混合型公益组织”。同时,评估了这种公益组织的优劣,指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衍生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