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中农民的创造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先后推出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专业户、小城镇、农民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村民自治等九大创造,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中农民的这些创造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进一步完善这些创造,继续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并注重制度创新。     

民国时期广州银行业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

地处中国南部边陲的广州远离皇权中心而毗邻港澳、连接南洋等地,其金融历来自成一派。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众多的银行机构,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银行停业倒闭高潮中的第二次却是以广东银行的停业为标志的。目前,我国对民营银行的受理已全面开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机构类型已全部开放。开办银行或成为银行股东于国人而言已是美梦成真了。而处在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银行,其经营的成败将会对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开办银行既需要资本更需要智慧。本文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再现了清末民国时期新型商业银行在广州设立时的艰辛、开业时的盛况、倒闭时的悲哀,进一步理清了广州银行业在排除道德风险、减少操作风险和消除信用风险中所形成的三道防线的脉络,为金融管理当局以及有志进军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清代北京旗人与戏曲

清代的戏曲极为流行,同旗人的热情参与有关。清朝各个阶层的旗人中戏曲爱好者层出不穷,几任皇帝曾经以政府力量支持戏曲发展,旗人王公贵族听戏玩戏一掷千金,有的旗人票友甚至为之倾家荡产。旗人对戏曲的痴迷与投入也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对普寂生平的两个澄清——兼论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可以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Satsuma＇s Invasion of the Ryukyu Kingdom and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East Asia＊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明王朝内忧外患,财政疲惫,国力日渐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琉球王国两属地位的确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相争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明朝政府海洋意识淡薄,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特别是对待琉球王国两属外交的容忍,纵容了日本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强行吞并。可以说,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The Peasant World in the Discourse of Generational Sorrow

This article spells out th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various procedural and methodological subtleties developed over the author's quarter century of sociological field studies of Russia's peasant world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voices from below”—peasant discursive formats that capture, in natural and undiluted form,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practices constituting the core of everyday life. In particular, the phenomenon of generational sorrow and a special chronological nostalgia that functions as a “social gyroscope” is identified and discursively captured. This phenomenon is noteworthy and useful for its ability to retain a record of the productively longed for past in a rur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reby influence new peasant worlds taking shape today.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两次关于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1 ,对不同代别2 农民工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结果表明：在最佳生育年龄方面,旧生代、过渡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动机方面,三个代别的农民工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三个代别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旧生代和过渡代农民工生育意愿三个方面的因素较复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经历的影响较集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始终在影响着其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传统型生育动机;从事何种职业影响着其关于情感性生育动机的看法。笔者认为已婚农民工的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所起的作用将为新生代的生育行为提供前车之鉴,通过进一步加强教育和提升职业层次,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良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创造条件。     

教育差异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差异对外出务工动机、途径、行业、回流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后提出了若干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培训质量的建议。     

城镇化、农民工就业与经济政策选择

受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农民工失业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基于农民工失业的表现与成因,中国发展阶段、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的关系,我国应该实行替代性的发展战略,以解决经济增长与农民工就业的问题。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Explaining Different Paths i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Countries – Health System Change and Cross‐border Lesson‐drawing between Germany,Austria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issues of ‘policy diffusion’ or ‘policy transfer’ and ‘mutual learning’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pic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cy and health systems. In current debates on explaining reform in ‘Bismarckia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s, however, these issues have been neglected. In particular, the role of ‘negative lesson‐drawing’ in the sense of avoiding mistakes of others has not often been considered. This article compares health system change in Germany, Austria and the Netherlands, three countries with health systems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type. In contrast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ur analysis stresses that these countries have taken different reform paths since the 1990s. By applying a 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 we analyze how far cross‐border lesson‐drawing has contributed to health system divergence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basis of the analysis is semi‐structured qualitative expert interviews, a method appropriate for tracing processes of lesson‐drawing. We argue tha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iverging reform trajectories,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how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refer to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Generally, national driving forces for health system change were at the heart of many crucial reforms during the period studied. Nevertheless, we claim that it was the German bad practice role model that kept the reform paths of Austria and Germany apart in the Austrian health reform discussion between 2000 and 2005.     

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回顾与展望

东南亚作为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地区,同时东南亚也是华侨华人聚居的主要地区,如何利用华侨华人开展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课题。通过在跨国移民与国际关系互动的框架下,探讨移民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角色与优势;以中国在东南亚开展侨务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历史为鉴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东南亚以侨务为轴心的公共外交方式、特点、效果与局限;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挖掘并整合东南亚华社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中国在东南亚促进公共外交的新方式、新媒介、新平台的现状,可为中国政府如何依靠公共外交来塑造中国形象,提升软实力提供有益启示。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本文基于一个工人的口述和笔者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中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并试图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将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通常归属于认同政治的主题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等阶级分析的传统主题结合起来,以凸显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当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时,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     

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对L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各地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由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村养老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系列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安定,也为众多的外出人员解决后顾之忧。本文基于对南京市六合区新集镇L村的实证调查,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家庭养老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从和谐社会角度提出一些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思路。     

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农业政策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多项改革。土地政策方面考虑首都土地的长远发展,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收归国有,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富农的利益;建立了互助组,出现了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在爱国增产、生产救灾以及农业税收、农业贸易等方面均制定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北京市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