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举办第二届海外中国学者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于 2 0 0 0年 7月 4- 5日举办了第二届海外中国学者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世纪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与中国”。开幕式上 ,王洛林副院长代表院领导讲话 ,他指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各国学者有必要加强交流 ,而海外学者在这方面应起到桥梁作用 ;另一方面 ,也希望大家多了解有关新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进展。王洛林副院长讲话之后 ,外事局局长裴长洪向海外学者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情况。此次论坛共邀请了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的 1 1位学者 ,他们的学科范围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语言…     

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记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20 0 4年 8月 2 0～ 2 1日 ,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这是一次世界性的中国学盛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芬兰、古巴、阿根廷、西班牙、俄罗斯、捷克、苏丹、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埃及、伊朗、越南、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百余名国外学者和 2 0 0余名国内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中 ,有不少国外学者具有中国背景。这也是一个以文化为主旨 ,高层次、开放性的学术研讨会。到会发表有关中国问题重要研究成果…     

世界人才竞争中的德国的未来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人才的意义,德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就会逐渐处于劣势。继美国之后,亚洲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国际精英和人才中心。现在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生活着9万名受过高级培训的年轻德国精英。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德国对于那些顶级的学者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此,德国在国际竞争中通常只处于中等水平。在德国学习的学生中有大约10%来自国外,而形成德国教育界的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德国免费的教育,而并不是德国高校的质量。企业管理思想、敢于冒险和勇于创新是年轻人才的优势,这些优良的品质必须重新成…     

比较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1～22日,"欧洲一体化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南开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德国、法国、英国、丹麦和中国等国家的4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欧洲模式、欧洲治理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改革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普鲁士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和军事统帅,在普鲁士德国历史特别是军事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深入研究弗里德里希二世,对于正确把握普鲁士德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渡时期的特点,正确认识德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历史渊源都大有裨益。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一 在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所生活和统治时期的历史坐标系中,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和结束德国分裂状…     

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

广被声誉、深受中日两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尊重的冈田武彦教授,是当代日本知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儒学家.他不仅是专攻宋明理学的首屈一指的专家,而且如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说,也是"儒学祭酒".同时,他对道家、释家、禅学也有相当深湛的研究,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学贯东西,横跨儒道释禅几个领域的哲学大师.     

论可罚性的中国语境

可罚性是德日刑法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对行为的犯罪性评价的一个因素。有学者将其认为是构成犯罪的第四个条件,即构成犯罪不仅要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而且行为还必须具备可罚性。但是也有学者主张从犯罪成立条件的内部对可罚性问题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认为可罚性的要素包括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而德国学者将后者称为个人的排除刑罚的根据。可罚性是学者对于主要是刑法分则中的一些排除犯罪性的特殊规定的理论总结。中国刑法中也存在着许多免于处罚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主要是在总则中。并且对于这些免于处罚的规定的性质,中国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11月20～2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广州召开了“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法国、挪威、瑞士、奥地利、印度等国家的30多位外国学者,以及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以及华南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的近20名中国学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执行理事埃费林·维蒂希(EvelinWittich)、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会长、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伊藤成彦(ItoNarihiko)和中央编译局世界社…     

关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社会学刚刚恢复,因此在中国,研究社会学也就是发展社会学,你们所研究与思考的东西将形成中国的社会学。你们的研究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而且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也将是非常大的。这与西方的情况很不相同。西方社会学学者们通常只是适应于现存的结构,他们的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足轻重。根据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的体会,谨对如何研究社会学提出以下建议。当然,我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建议你们考虑其中对你们最有用的东西。1.明确研究目的。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社会学要回     

火锅里的中国人

正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料不拒东西,共食又绝不带任何强制性,还有充满人情味的"不够优雅"的满嘴过瘾,是中国人喜欢吃火锅的原因。"火锅简直浑身上下都是中国文化。"每一顿火锅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用什么样的锅子、哪种燃料,以及食材、调料,都有讲究。细品其自古以来的演变,可谓食趣盎然。在学者易中天眼中,"火锅简直浑身上下都是中国文化"。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向

德国是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是德国传统汉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巨大变迁,德国传统汉学面临着学术研究的当代转型,传统汉学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并实现二者融合发展,成为重要的现象和趋向。从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社会历史背景变迁出发,并基于德国当代中国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二元视角,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了目前德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认为,德国中国学研究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重要性日益增长,正在发生渐进性、适应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未来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联邦德国政治学的发展

在本世纪以前,德国人对政治、政治统治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上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始终与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如哲学、法学、史学等结合在一起。即使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方面的学者仍未跳出法学的窠臼,政治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国家体制和宪法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法律形式主义,“国家学”(Staatslehre)几乎成了政治学的代名词。显然,在二次大战以前的德国,尚未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德国就没有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大战前已经萌芽。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明显的例证。一是1907年创刊的《政治杂志》,它专门刊登有关政治研究、政治评论和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是当时德国政治学者的重要阵地。二是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它成立于1920年,是德国第一所专门从事政治教育     

当下信任困境之成因浅析

近年来,信任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 关注。信任研究的开端可以追述到德国社会 学家齐美尔(1900)。但在他之后,信任研究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直至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Hovland,Janis和Kelly等学者才又将这一重要的概念“捡了回来”。而80年代以后,“信任”问题则成为了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引言 中国学术界对信任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在90年代以后,对此问题研究的热衷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关怀。 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中国信任状况的论     

德国外籍人融入问题及解决模式

与我国流动人员管理问题相似,德国“外籍人”社会融入问题也备受关注.表面上“外籍人融入问题”是文化、宗教差异的问题,实际上是部分人的基本权利问题.对此,德国建立起互相交错而各司其职的网络：政府依法履行责任,警察局、移民局等专门机构协调运作,大量社会组织提供各类服务,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建议.德国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枪口下的尊严

这是1944年的8月，德国人占领下的一座法国城市，一名叫霍夫曼的德国少校正在一家咖啡馆里悠闲地享受着，脑后忽然被项上一件冰凉的东西，随即有人大声命令道：“你被俘了，霍夫曼少校，举起你的手来。”     

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质疑

<正>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多次强调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思想,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他在《逻辑学》中又说:"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     

等级社会的倒退

关于贫困问题,有一点已被学者们达成共识,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的贫困人口虽然增加速度缓慢,但却在持续增加.学者们所争论的是:谁成为贫困的受害者?要忍受多久的贫困?     

《欧洲的精神遗产》简介

1984年意大利那不勒斯Vivarinm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欧洲的精神遗产》,是一部内容丰富、值得推荐的好书。该书由德国著名哲学家M.布尔主编,来自20个国家的65位知名学者为此书撰稿,其中的H.G.加达默尔(德国)、R.劳特(德国)、J.董特(法国)、T.洛克莫尔(美国)、T.奥伊则尔曼(俄罗斯)等人,都是我国哲学界熟悉的哲学家。本书分为     

中国存在“核心家庭化”趋势吗?

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城市家庭是否会出现核心化趋势?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家庭已趋于核心化,并且今后也会象发达国家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必然趋向核心化。对此,刘炳福在《婚姻与家庭》1986年第8期撰文提出异议,认为在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城市家庭结构主要以两种并存的形式为主,即: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且直系家庭有缓慢增长的趋势,不会出现家庭核心化趋势。理由是:第一,有些学者认为,核心家庭是工业化的产物。但据美国哈丽雯教授及其他学者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法国、瑞典、德国等国的主要家庭形式就是核心家庭。三百年来,美国的主要家庭     

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１８４０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