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州农村出生人口素质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黔东南州6县农村问卷调查的数据和个案,描述黔东南州农村出生人口素质现状,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9．42％;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女性;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12．43％,早产儿占25．33％,窒息13．14％,过期产21．78％。结论是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四位一体”的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之路是必行之举。     

新农村建设与出生人口素质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遵义市两个农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以遵义市两个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从经济、文化、环境、政策四个维度,引入中介变量分析新农村建设与出生人口素质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出生人口素质呈显著正相关.遵义农村出生人口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不相适应,是影响新农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后发制约力量.     

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分因素影响率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论文利用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点及其分因素影响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为政府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专项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在时空变迁和孩次方面呈现出一系列的特征.各城市、镇、乡村和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对全省升高的作用程度也呈现出显著差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同时,需要把握工作重点,加大力度打击"两非",以提高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工作效率.     

发展农村教育,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农村城市化是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途径.教育是实现这个战略的动力之一.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为农民及其子弟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广州市番禺区社会经济发展,推进番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举措.     

农村人口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探讨

本文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三方面探讨了农村人口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走科教兴农的发展道路     

救救痴呆儿——中国家庭的灰色报道

五年前,1988年,我国公布了对15个省市自治区出生缺陷者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我国可见的严重出生缺陷者达13‰,最严重的地区高达20.6‰,最低地区为8.8‰。严重出生缺陷症状居前10位的是:无脑儿、脑积水、开放性脊柱裂、唇裂合并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脑膨出、唐氏综合症(先天愚性痴呆低智)、腹裂、脐膨出和肺发育不良。如果仅以13‰。的严重出生缺陷者计算,在我国每年出生的约2500万新生儿中,就有约30万的严重“废品”来到人间。 据有关医学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14岁儿童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五分之二属于较重低智患者,这就意味着约有16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社会特殊照顾。     

从女性价值观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治理

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直接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而父母的性别价值观通过影响人口流引产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承认女性的社会价值以及养老社会化以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等角度入手。     

北京市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在全面分析北京市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独生子女比例、婚配模式、人口迁移和生育意愿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北京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人口放开单独对北京新增出生人口的影响非常小,2020年以前每年对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在1万-2万人左右,远远低于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     

民工迁流对农村人口素质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表明，人口素质的高低与人口的迁流状况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狭隘排外的自然经济造就了“生死不相往来”极为封闭的“农村孤立国”，孕育了重本抑末、重土镇迁的小农意识，使得社会生产和意识观念长期停留在极为狭隘的领域中循环往复，农村人口素质很难提高。九十年代以来，随城乡壁垒的解体，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纷纷离乡外出打工，城乡人口迁流空前活跃。这对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那么，利弊对比究竟如何？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呢？效应分析民工离乡进城打工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对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问题的简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教育问题关系到全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近两年来,国家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更是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但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