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怪小说看唐人小说创作的娱乐诉求

唐代精怪小说中的趣味化作品,是唐代小说家对小说娱乐功能的自然追求,也是对小说文体独立的积极响应.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专论,本文从精怪小说趣味化作品对传统文学观的疏离角度,论证这类作品实则承载了唐人的娱乐诉求,也可佐证文体意义的小说于唐代确立的论断.     

日本手机小说获奖作品论析

手机小说网站在推动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魔法岛屿网站是日本有代表性的手机小说网站.魔法岛屿网站迄今为止举办了6届手机小说大奖赛.通过对历届手机小说大赛获奖作品的分析,总结了日本手机小说在文体写作和内容题材方面的特征.尝试分析了手机小说在日本获得青少年认可的原因.中国手机小说的发展受到日本的影响,“盛大文学”、“幻剑书盟”等大型文学网站开始加大对移动阅读市场的投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扩大手机小说市场占有率进而赚取经济利润的目标.手机小说在取得商业利益的同时其文学性也正在逐步得到承认.     

“小说”的释义——兼及中国古代白话长篇(章回)小说近代意义的思考

这里的“小说”之所以加上引号，是特指能与西方novel相比较的中国传统白话长篇小说，即我们常说的章回小说。长期以来，当中西方学者在争论中国传统白话长篇小说是否具有近代意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争论，中国的“小说”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新文体；它在文体意义上是否可以等同于……     

跨文体的“人物仿拟”——浅议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对晚明小品的继承

作为古代重要的文体类型,晚明小品文所独具的文体元素并未因明清易代所带来的文体因革而彻底消失,而是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基于相似的地域背景与身份特征,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以晚明小品的创作者为模型来仿拟创作:前者故事中的才子形象既借鉴了后者任诞放肆的品性,更延续了后者任情尚游的行为.     

略谈纪晓岚的小说观念

大学者纪晓岚既有小说实践更有小说理论。在小说实践中他＂以学问为小说＂完成《阅微草堂笔记》;在小说理论部分,他一直持有传统的小说观念,以史学作为小说的文体依据,坚持＂子部小说＂的文体观念,＂信而有征＂成为他取舍小说的准则。本文是对他的小说观念所作的简略疏理。     

晚清民初的小说作法与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

晚清民初为小说写作课程编著的小说作法,系统讲述了源自日本与欧美的现代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因其作为教材的属性而具有广泛的受众面和强大的执行力,培养了大量的小说作者并形成了现代小说的审美趣味和阅读期待。小说作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和文体形态,从而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     

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与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

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他的小说没有较强的故事性,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从而使其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同时,作家又总能在小说的"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对自己在小说文体的散文化上是有着充分自觉的,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挣扎中前进:近代小说的虚实范畴和写实思潮

小说写实观念,催生中国小说理论的近代转型,引领读者走向真实的人生.它给晚清民初小说造就浓厚的文体革命色彩,促成了小说的主流文体地位,缔造一种新的解读机制.对小说写实观念的片面推崇,又导致一系列创作和理论阐发误区.固守写实与纪虚的畛域,不敢做跨类思考和尝试,滞阻了小说观念的独立化进程.历史的重负、现实的选择,促成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在挣扎中前进.     

中国小说文体之“谱系”梳理及其学理化战略——兼评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

中国小说文体研究以往通常被纳入"小说学"框架下进行,着力于阐释"小说"命名及其类型。近年,在文体学研究的热潮下,"小说文体学"研究不仅获得了独立,而且其研究规模和层次也有大的突破,日趋"谱系"化。其中,谭帆等积数年之功推出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法术语的多维度考释,对中国小说文体谱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使小说文体研究达到了学理化的高度。沿着这一路向,我们应进一步发扬"辨性质"、"明角度"的学术传统,理出错综复杂的传统小说文体谱系的脉络与头绪,并注重"跨学科"发掘和文化探寻,强化各个小说文体术语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既注重叙事术语考释,又兼顾写人术语考释,使传统小说文体"谱系"梳理全面开花,进而使中国小说文体谱系学建构水到渠成。     

池莉小说的"新写实"特征

青年女作家池莉之所以引起当代文学评论家的注目,就在于她的小说创作诱发了“新写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在分析池莉小说的审美特征后,可以发现,池莉的”新写实”小说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又有别于现实主义创作流派,在题材选取、人物塑造、叙述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池莉用平民意识关注现实生活,描写世俗百姓在物欲压抑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闷,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     

从台湾客家小说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

透过台湾客家小说的阅读视野,最能体现客家族群文化性格的人物,当属有着"大地之母"美誉的客家女性。这种族群形象与性格的生成,一是与客家女性在移垦社会生存方式中的族群角色定位直接相关,二是与她们爱乡爱土的大地情感和生命意识分不开,究其根源,皆来自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     

试论易代小说中的"英雄史观"

易代小说体现着更为浓厚的"英雄史观".在小说家笔下,"英雄"就是历史的拨乱反正者,是创业定鼎的帝王将相,他们决定了王朝的覆亡与定鼎,决定了易代史,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易代小说虽然宣扬了英雄史观,但英雄也是凡人,是德与才结合的英雄,是为民谋福祉、得民心的英雄.因此,不能简单斥为唯心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进步性.     

明遗民小说中的"大清"形象

明清时事小说中的遗民小说大多存在一定的故国之思,但对于明与清(后金)的矛盾,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有的对大清恨之入骨,有的避而不谈,有的则将大清描绘成了救世主.这主要源于遗民作家的尴尬处境,源于其内心悲哀与恐惧的双重变奏.对大清暴行的叙述,是发自内心的对故国的悲悼与对大清的痛斥,是一种实录;而对大清的避而不谈以及歌功颂德主要源于对新朝的恐惧,是作者有意采取的曲笔.     

论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的悲剧品格

“红叶题诗”是一个著名的传统题材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 ,通过宫女与士子这种特定身份的婚恋 ,揭示了这种独特题材“红叶题诗”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宫女的独特性与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对盛世的热望与现实的苦痛、婚姻的宿命观 ,显示了内在的矛盾冲突与整体悲剧品格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20世纪中国抒情小说与"乌托邦"境界

与传统叙事小说不同,现代抒情小说的深层审美价值恰在于将“真、善、美”统一起来,构筑一个净化人的精神与灵魂的世界。本文结合20世纪中国抒情小说作品,通过对抒情小说创作主体意识、“真”、“善”、“美”的应合方式和理想化境界的构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总结,进一步揭示抒情小说作家对建设人类自由、和谐精神世界的重视与自主追求。     

"流亡"文学群体的民族意识与生命意识——论"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

“东北作家群”是出现在现代民族战争中的“流亡”文学群体,其乡土小说叙事话语的精神指向是多重的,“抗日话语”及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其显性层面;“阶级话语”成其为“左翼”标识,但并没有成为乡土叙事的重心;其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自由而雄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融合在一起,更多地承续了五四启蒙思想命题,而又与关内的中原文化格调有着明显的区别。所有这些共同点,都蕴含在具有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描绘中。     

王安忆小说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地母精神”最早由张爱玲提出.所谓“地母精神”,即肯定女性生存繁衍价值、对凡俗人生的投入与物质理性.王安忆不但在散文中明确表达她对地母精神的认同,而且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母精神”.这种“重女抑男”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生本位、物质理性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连,是现代都市发展的产物.“地母精神”是对传统家国叙事的反拨,体现了日常现代性的追求,但其并不能并入任何女性主义的流派,而是超越了性别对立的一种女性观、民间观和创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