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国际化会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吗?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管理问题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伴发生,但两者间的关系往往被忽视.通过多国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等方法对货币国际化与外汇储备规模间关系的分析表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外汇储备规模随着其货币国际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并呈边际递减趋势.同时,在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货币国际化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体现为互补效应;而在货币国际化高级阶段,两者体现为替代关系.货币国际化路径差异会造成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不同组合.     

制造业集聚、集聚经济与区域制造业发展——基于浙江与广东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两个典型制造业中心浙江和广东为例,就制造业集聚之集聚经济与区域制造业发展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宏观的制造业结构、中观的行业集中度以及微观的集聚企业类型三个视点切入对浙江与广东制造业集聚的对比分析揭示,两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的实证检验表明,两地区制造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对区域制造业发展的贡献不同.这种集聚经济之区域制造业发展效应差异,可从两地区制造业集聚的自身特征差异予以解释.     

创新竞争力的机制分析: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解释

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的当今世界,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已不仅仅是传统经济学中的商品价格竞争,而是经济主体围绕创新之间展开的动态竞争.在理论层面,创新竞争力可以分为三个微观、中观、宏观层次:微观层面上,作为演化个体、具有创新基因的企业所具有的创新竞争力;中观层面上,作为企业群体的产业所具有的产业创新竞争力;宏观层面上,国家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竞争力.在实践中,培育和发展创新竞争力,可以使国内产业进一步增强实力和扩展市场,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就业的增加、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成为技术进步的传播器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动力源的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模式研究

绿色工艺创新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是绿色工艺创新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动力源分为来自企业内部的微观动力、来自企业之间的中观动力和来自产业外部的宏观动力。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动力三个视角构建"微观员工个体推动"、"中观企业群体拉动"和"宏观环境引导驱动"的"三位一体"的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模式,对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用机制比较

在不同时期,中国采用不同的货币的数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本研究以货币经济理论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办法,对自 1992年以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1998年为分界点进行了分时段比较分折.发现:(1)在1997年底以前,信贷规模与宏脱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而在1998年初以后,信贷规模变动对经济有较强的引导作用.(2)货币供应量M,基本上是经济内生地决定的,其没有起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3)货币供应量M2在1997年底以前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变量;而在1998年初以后,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发生了逆转,其对经济有较强的引导作用,起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4)基础货币是其他金融变量的内生变量,其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5)在1997年底以前货币供应量M2和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在1998年初后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能导致信贷规模的变化.总体而言,在1997年底以前,信贷规摸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1998年初以后,货币供应量M2是中介目标,同时也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组织特征、控制环境与内部会计控制——基于浙江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对浙江地区民营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了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在内部控制环境、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上的差异.调查数据显示,浙江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整体状况不很理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在控制环境状况上存在差异,其中不同企业注册类型、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在内部控制环境整体状况上差异性显著;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在控制方法和手段运用上比较单一,其中家族持股比例、关键岗位家族成员任职比例、企业所处发展阶段这几个组织特征与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虽然企业在内部控制环境要素上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控制环境与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概要回顾自凯恩斯以来 ,各主要宏观经济学派老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新古典宏观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原因的重大论争 ,并给出笔者的评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 :短期中价格与工资是否灵变 ,从而宏观市场是否能够连续均衡 ,货币是否中性 ,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是否存在等等。其中 ,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至关重要 ,当代的宏观理论进展主要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研究——集聚经济、市场导向与政策影响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研究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越大、城市化经济特征越明显的地区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企业的迁入;同时,通过引入区域政策变量,我们发现,区域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的选择影响有限且整体效果不显著,政府补贴尚无法弥补企业定位在大市场区所获得的集聚经济收益.     

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学界的几种新视角

本文列举了美国政治学界第三代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进行研究的视角 ,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结构功能、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视角及研究成果。上述研究存在着三个特点及缺陷 :(1)模型取向的特点 ,这容易导致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错误判断 ;(2 )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 ,美国学者将中国政治作为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 ,却忽视了中国实践对于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挑战 ;(3)西方假设往往忽略了东西方文化的微妙差异 ,从而导致假设与现实的鸿沟存在。     

宏观经营权与微观经营权分离应是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模式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财产上可以存在三种权利结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宏观经营权与微观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我们认为,真正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结构并不能成为企业改革普遍适用的模式,我国现阶段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模式应当是宏观经营权与微观经营权的分离,即国家保有宏观经营权,企业享有微观经营权.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归根到底,党的执政能力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过程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