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大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力,人情加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的正负作用

人职匹配是劳动力配置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求职者如何获得与自己资质相匹配的职位呢?我们必须从研究社会网络机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入手。第一,通过提供信息,降低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人职匹配。第二,通过信任、义务、恩惠等人情因素,干扰入职筛选决策,如将资质欠缺者拉到某个岗位,从而降低人职匹配。我们利用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JSNET2009)考察这两个影响过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实证结果发现:使用社会网络获取信息资源对避免高才低就作用不显著;使用社会网络获取人情资源,主要作用是实现低才高就。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中国改革以来行业收入差距变迁——模式、成因与展望

通过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改革以来行业收入相对排名变化的剧烈程度.通过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的对比,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90年代中期左右的企业改革先后引发了中国行业平均工资排序的剧烈变化.一些具有垄断特征的行业的平均工资,或始终维持较高水平,或在改革中不断跃升.然而,在进入2000年之后,行业收入差距的模式就陷于僵化,总体而言,垄断行业高工资这一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这也意味着,如果缺少有力可行的反垄断政策,未来控制行业收入差距的前景就不容乐观.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免费师范生入职初期从业状况及对策建议——基于陕西师范大学三届毕业免费师范生的调查研究

调查从就业状况、从教关系处理、新课改适应、专业成长、职业心理五个方面考查了免费师范生入职初期的从业状况。结果显示,免费师范生整体就业情况良好;入职初期适应情况总体良好;能较好地适应新课程改革带来的改变;职业意愿与职业效能感较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存在教非所学、负担较重等情况;处理校外关系方面有一定困难、专业成长受到制约、对职业价值的认识不足,职业意志不够坚定。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结合免费师范生的实际生存状态和群体特征,提出若干针对性建议。     

行业协会的组织自主性研究——以广东省级行业协会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级行业协会为中心,通过归纳组织自主性概念和总结影响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理论研究,对行业协会自主性进行测量,在实证分析中探析协会与政府关系强度、协会组织规模两个变量对协会自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强度对行业协会整体自主性、具体的人事与财务和认知自主性具有显著负相关作用,对活动自主性作用并不明显;协会组织规模变量对协会的整体和具体自主性作用均不显著。     

党政关系:一个人事制度视角与经验证据

党政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所在。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应然性”研究或官员层次的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人事制度的研究视角，从官员在党政领域不同职位和机构的任职、流动、兼职等事件和轨迹信息来测量党政机构和职位间的交融程度和关联程度，从不同侧面捕捉党政关系的实际运行状况。本研究提出了党政领域间人事流动的一系列分析概念和维度，如任期期限、职位和机构的知识通用性、交融性、关联性等。我们应用这一视角和相应的概念测量分析一个省份在省市县（区）层次机构主要官员的人事任期和流动信息，及其所折射的党政关系特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计量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可以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此外,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距离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还有一段空间,因此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趋于收敛还是发散?

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准确测量既体现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也是制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参考依据。如何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地区经济收敛性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从1952—2004年中国地区人均GDP数据来看,中国省际收入不存在绝对收敛现象,但是如果控制了时间和个体效应之后可能存在条件收敛现象。     

助人关系量表简介

助人关系量表是社会工作实务中用于评估助人关系强度的量表。它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和案主检验他们对助人关系的认知。该量表由工作者版本和案主版本组成，信效度高。它既是一个测量工具，又可促进助人关系，适合于各种助人情境。     

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区隔

探讨各类求职渠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效用是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制度区隔"的分析框架,对1999年五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系网络比市场渠道更能提高求职者进入某些工作单位的可能性,如国有垄断性单位、国有开放性单位和"软性技术"工作岗位。组织安排渠道对于获得国有垄断性和开放性单位的工作仍然重要,但是对获取"软性技术"工作岗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与信息资源相较,人情对于进入国有垄断性单位和获得"软性技术"工作岗位发挥着促进作用,是社会网络传递的核心资源。三种解释视角,即"制度残余"、"利润驱动"和"工作门槛",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具有相对优势的原因,说明工作单位所有权,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岗位的特征对于塑造新兴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区隔具有显著影响。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 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从“流动”到“震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城乡关系及其物质批判(1978—2010)

“城—乡关系”在中国电影中往往被表现为物的充盈与物的匮乏。20世纪80年代，电影中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可以让进城者自由流动的渠道，两者都是不完美的生活空间。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开始从银幕中渐次消失，而城里人则开始出现因物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生活经验处于震动状态之中。这可在《任逍遥》《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中找到验证。即使在乡村电影中，乡村也是作为城市化的背景或对象而出现的，乡村生活经验是城市生活经验的延伸。以人的分配(城市化率)和物的分配(城乡居民收入差)为代表的城乡关系，可以作为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电影代际分界的标准。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战后日朝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战后以来,日朝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的非正常状态,1965年《日韩关系条约》签定,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关闭了日朝官方交往的大门。198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日朝关系也逐渐解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过大,虽然多次会谈,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进入21世纪,日本首相2次访朝,日朝关系有所进展。但日朝关系能否迅速走向正常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受到美朝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制约。     

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有希望吗?

利用CGSS数据,以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125%为标准估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现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尚未达成.依据地区样本,空间回归模型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GDP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正相关,与低收入群体比重负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有希望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教育程度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途径,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是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途径.城镇化和FDI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但效果有限.     

教育类课程推行“双导师制”的实践与思考

"双导师制"是高师院校和中小学共同协作培养师范生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整合了校内和校外资源,沟通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利于师范生在校期间习得教学技能,顺利入职。但是,"双导师制"的良好运行需要高校认真遴选"参与教师",并给予政策保障,也需要中小学校积极配合,支持师范生的培养工作。     

论日本在华跨国公司R&D投资

近年来 ,日本跨国公司步欧美之后开始不断加强在华R&D的投资活动。在国际竞争环境驱动下 ,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首先被认为是其海外投资阶段性发展战略的必然 ,同时也是其全球化R&D投资战略的一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 ,作为技术换市场的方式之一 ,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是其应对我国产业政策和市场特点的手段。在获取资源驱动下 ,包括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内的中国技术资源积累是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