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及其化解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均衡性,因为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必然催生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比如政治冷漠、动员型政治参与以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当前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均衡性必须在政治发展上寻求突破.为此,我们要进行观念创新,使政府的治理思维得以现代化;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参与的容载能力;要积极开展公民文化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思考

由于当代"代议民主"的困顿,产生了参与民主理论,提供了公民大众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社会对公民主体身份的尊重,有助于优化政府决策、改善官民关系.当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形式多样,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也面临多种挑战.应该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对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昆明市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主线的思考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设想及工作框架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试行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经多方考察学习,吸收中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做法,结合盘龙区实际,从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发设计的一种工作机制。目的是找到司法分流工作的切入     

行政参与与裁量权控制新论

行政参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但另一方面由于"精英作用"的"异化"以及大型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俘获",这类行政参与亦可以造就裁量权运行的非理性化。因此,应当基于行政裁量权合理性行使的标准以及弱化精英参与、强化普通公众的参与,正确权衡大型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公民团体的行政参与权等实践理性之路来完善参与型行政制度。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受传统政治文化、渠道、制度以及自我意识的影响,我国政治参与有序性缺失,需要从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拓展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制度设计、培养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等方面努力.     

我国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环境公众参与的价值成因进行理性分析,着重于公众参与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环境权,再从环境公众参与内在驱动的四个层面,即环境意识、环境道德、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全面阐释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制追求,探讨现有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加以完善,以最终实现环境法治的目标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公众参与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完善

行政程序法作为对公共行政权力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是在公共参与等要求之下出现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和科技化等社会发展背景之下,当公众参与的兴起业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时,传统行政程序面临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国行政程序法在制定过程中必须对公众参与这一潮流作出适当的回应.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路径

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型"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服务基调的奠定为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也具有提高制度供给能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现实价值。为此,要从参与氛围、组织载体、制度渠道、参与形式、公民素质等五方面来强化公民参与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试论村民自治中的妇女参与

在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现与扩大不仅有赖于政权的现代化和制度安排,同时也有赖于传统性别文化的破除和妇女群众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为此,必须赋予农村妇女以真实的和个体的主体性,建构"横向"的妇女力量整合机制,建立起国家与农村妇女的纵向联系。同时,农村妇联组织必须注重农村妇女参与的草根化发展走向。     

宗族与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浙中祝村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祝村调查,本文指出:(1)尽管在许多正式的制度安排上,个体已成为首要的权责承担者,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中,当代农民尚处于从"村民"、"族人"等等走向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的途中;(2)在利益关系是约束农民政治参与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的情况下,宗族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对于宏观政治的参与,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影响;(3)从祝村调查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不能仅仅将宗族作为"自变量"来看它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还应该将宗族对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影响本身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变化的"因变量".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研究

制度的实施需要文化的辅助,文化需要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制度和文化不可分。通过具体阐述制度文化的内涵及重要性,可以发现制度文化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然而通过对其制度文化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制度文化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因此,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建设路径进行探析,以期形成良好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促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有效实施。     

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的价值目标和制度构建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制度基本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提高高等教育法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化、保障高等教育决策程序化、提高公民参与,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目标。我国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制度尚存在很多不足,为此,需要在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通过设立高等教育法制立法中民主参与的法定化,强化高等教育法律执行中民主参与力量的制约作用,形成具有民主参与功能的高等教育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构。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何以可能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权益、规范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维护政治运行稳定的目标。面对目前的障碍,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强互联网制度建设、完善政治参与路径、倡导高尚网络伦理等方面寻找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现实路径。     

试论妇女立法参与

妇女立法参与作为公民有序立法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立法民主化和女性立法参与主体化的重要方面.以性别分析理论为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妇女立法参与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力获得,其目的是平等的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响利益的性别平等分配.提升妇女的立法参与能力可以增加妇女的立法影响力,而妇女的立法影响力又由妇女在法律中对性别问题的发现能力、法律问题的建构能力和立法的游说能力构成,并受立法体制和程序的制约.研究妇女立法参与问题可以改变传统法律的男性单一视角,促进法律的公正性发展.     

浅谈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与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新社会阶层开始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现阶段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其特殊的动因与特点.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是促进其政治参与活动逐步走向成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