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定位与职能重构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职能,是我国农村并存的两种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体。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致使在实际运作中造成两者的定性不准、职能交叉、法律人格不清等诸多问题,导致农村社会成为矛盾的多发地带,甚至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对二者准确定性、重构职能就成为当务之急。具体为:将村民委员会定性为村民自治、协助基层政权、监督集体资产运营的组织,赋予其类似于《民法通则》中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将其具体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剥离出去;对集体经济组织应采用股份合作的形式进行企业化改造,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     

大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之重构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处于"社区制"阶段,社会结构转型中政府与社会成为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区自治日益凸显。完善社区制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启动,从建设理念、运作体制、职责配置等方面共同推进社区管理体制转型,构筑自组织、自协调、自循环的大社区管理模式。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

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既是城市化下的被动“变身”,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正常“转型”,其生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现行的治理组织体系杂乱、公共参与不足、自治基础薄弱,并由此导致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良善治理机制缺失、公民精神不足、自组织水平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基于此,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重构治理机制,理顺组织体系;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共参与;重塑社会资本,夯实自治基础.     

正义的治理与公共的责任

正义的社会需要正义的治理,正义的治理必须是公共的治理,公共的治理则意味着公共的责任。在公共治理尤其是在中国的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等等共同构成了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在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中,转型的社会才能免于结构性断裂,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同时,社会正义的原则必须法定,即对治理的主体、治理的过程以及治理的结果的正义性予以法律保证。     

村社统筹合作社的嵌入过程、社区基础与治理机制

当前多数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生产经营关联度较低,其根源在于没有突破土地细碎化格局、社会化服务壁垒与农户分化结构等关键要素的桎梏.但田野研究发现,村社组织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与结构嵌入的方式治理合作社,依托土地集体所有制、合作社集体经济属性以及村庄层面公共规则,能激活集体治权,回应农户差异化经营需求与村庄产业转型要求,实现组织统筹和分散经营的双重治理机制.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社统筹合作社,其功能意义在于保障农户生产的结构性环境;达成三产融合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解决资源落地的"最后一百米"困境.     

民族地区文化能力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以内蒙古一个生态移民社区为例

本文以一个内蒙古生态移民社区在城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为起点,采用社会工作协同实践研究的新方法,与社区群众一起立足于"实践现场",探索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发展的路径和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模式.在实践中,研究团队提炼出以文化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从文化能力建设的个人、社群、社区三重实践维度进行干预实践.研究发现,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个体、家庭口述历史和村史的文化记录活动,提升了社区民众个人层面的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认同感;通过社区自组织建设的方式进行文化培力,筹建和培育文化志愿者小组,并与驻村工作队、村委员会以及社会工作者团队共同形成多元一体的合作机制,以提升社群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保证文化行动的进行;通过举办"伊村之夜"文艺晚会和民族文化展览室建设,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再造民族文化景观,打造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与创新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移民社区中的个人、社群、社区文化能力的全面提升,打造出社区的文化主体性并营造民族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     

资源赋权与组织增能视角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机制提升路径

对广西8个县市101个行政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服务主体的赋权增能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查分析显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有村民赋责型民属设施运营模式、理事会代管型村落小微设施运营模式、产业反哺型村级公益设施运营模式和市场导入型专业设施运营模式,多元主体参与管护过程中存在自我赋权、内生赋权、支持赋权和发展赋权。但目前村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模式仍存在主体权责界限不清、村社组织能力不强、多元主体评价制度不健全和村集体经济社会效应弱等问题,需要以责任共担、利益联结、产业带动、互惠共赢为机制,通过落实相关主体权责、加大社会组织孵化、健全多方参与评价体系和壮大村庄新型集体经济等途径,强化村民和村社组织权能,促进乡村建设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营。     

论“二孩政策”背景下“丧偶式家庭”抚养模式及其法律规制

所谓"丧偶式家庭"抚养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死亡产生的抚养模式,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调等社会问题出现以后,国家人口调整政策,出现的新社会问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家庭人口需求,父母在高成本压力下的自弃行为;其类型繁琐,危害巨大。规制这种模式应当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强化法律抚养,履行法律抚养义务,综合建立检察监督和预防制度,强化行政执法,配合社区建设,实行联动保护机制。     

上海市：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模式

背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要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市民政局着力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进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创投）工作,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建设和谐社区为目标,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和民生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     

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与社区自治组织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在于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合理定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社区自治组织相对来说还处在被动和尴尬地位,解决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问题,减轻社区自治组织角色之间的张力,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社区建设:背景、模式和发展趋势

社区曾被"单位制"蚕食,随着"单位制"的现代转型,渐次展开社区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依托地,社区建设也必然纳入理论研讨的视域。中国城市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选择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市场导向等不同的社区建设模式,而西方社区发展的趋势———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隔离与整合: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建设——以杭州上城区X社区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社区之外的第三类社区,在以往的社区研究中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本文以杭州市X社区为例,分析了目前城乡结合部社区建设中管理主体、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存在的隔离及其成因,从社区组织、社区功能和社会资本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城乡结合部社区整合的途径.     

农村“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小产权房”是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而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小产权房”存在的成因及法律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解决“小产权房”存在问题的对策。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国企公司制改革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在组织形式方面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公司制改造,依照公司法建立完整有效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营运的效率。目前,在一些国企改制后的公司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如政企不分,有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对行政依赖等。因此,在国企改革中不但要解决以上问题,还应该妥善处理好"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落实股东大会的法律地位,完善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监事会机制,严格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编者随笔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中国的城乡社区正逐渐摆脱以往受国家行政权力强力控制的束缚 ,开始向社区自治转轨。随着民众对社区事务参与的深入 ,人们开始关注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 ,人们想知道究竟谁是社区权力的主宰？在诸如社区管理层的任命、社区公共环境的布局与重建 ,以及公共教育政策等一系重大事项上 ,谁拥有最终的决策权？社区的权力是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的手中 ,还是分散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中？这是一个颇吸引人的研究课题。早在上个世纪初 ,美国就有一批社会学家把他们的研究目光投向了社区的权力结构上 ,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还不足…     

转型社会、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工作

文章回顾了欧美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而讨论1990年代以来我国社区工作的开展,展现转型社会背景下特有的社区工作发展路径.以"罗村方案"为例,分析了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下的社区工作的不同之处,提出转型时期社区工作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