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圈子运作如何形塑了君权合法性?——唐太宗君权合法性建立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君主制官僚系统有其特性与运作方式.在官僚系统内,君主欲使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实现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君主需要进行三个面向的圈子运作:一是瓦解原有的政治圈子,分割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并做到相互制衡,形成以君主为唯一中心的圈子结构;二是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由亲信、 班底、 熟人圈子层层扩展与相互连接的自己人圈子,并逐步以自己人替换掉原有的政治圈子;三是通过多元的监督机制、 定时的职位调动以及争夺官员权力获取的合法性等方式,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庇护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早期儒家文化的性别制度研究

在早期儒家文化的性别制度中公共空间为男性贵族所垄断,其形成过程与其军人身份有关。为了证明这种性别制度的合法性,男性贵族借助于非理性的原始思维发展了一套将女性排除于公共空间之外的话语体系。但由于儒家传统家国一体的文化模式使得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分界模糊,导致男性中心的性别机制在现实政治中遇到了巨大的文化阻滞力。     

解读公民文化概念

公民文化是基于公民这一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     

论法兰西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和作用──兼谈中、英封建君主专制的问题

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对法国、中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同一制度进行对比,从它们所具有的特点论其不同的作用。一、法、中是东西方的君主专制度类型国家中的典型 法国的封建政治经历了封建领主割据君主制、封建等级君主制和最后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三个主要历史时期。法国的封建专制君主制是法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发展到新的阶段的产物。它是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形成中建立起来的①。专制君主以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调停人的身份…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有限集权模式与政策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有限集权模式的制度性依据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按照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不同构成形成．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并统辖着地…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政治化

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翻译,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与政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佛教不断顺应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时,国家权力将佛经翻译作为一种国家文化事业,倾注国家之力,成立国家译场并设立僧官制度,将佛经翻译政治化。作为政治权力话语的产物,佛经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黄帝后裔

慕容鲜卑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任何事情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从这样的传述中,他们知道自己为黄帝的后人。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紫》篇中说:“慕容氏自     

清朝皇帝与保母

帝王尊崇保母 ,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清朝诸帝尊崇保母 ,虽是因袭明朝 ,也带有满族传统的印记。本文依据档案、碑传、家谱和实地考察 ,对清朝册封保母的缘起、内容、特点和终结 ,进行了考察     

康熙帝与社仓建设——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中后期试行社仓的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优先发展常平官仓、社仓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外,更和康熙帝关于官员治理地方的思路相关.本文以直隶为中心,探讨了康熙帝对官员“安静而不生事”“恤民”等要求对于推行社仓的影响.     

从神权天皇制到象征天皇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宪法之下的天皇制虽然已经从战前的神权天皇制转换为现在的象征天皇制,但象征天皇制之下的天皇所具有的"神格"与"人格"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日本宪政的解释中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依然对现今的日本政治与社会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天皇制对日本社会而言是一种仪式性、宗教性要素,由此不断地酝酿、强化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国民意识.     

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麻生何以对天皇如此不恭

2006年1月28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名古屋市讲演时称,从靖国神社祭奉的"英灵来看,他们都是喊着‘万岁’为天皇陛下(而死),没有一个人喊‘总理大臣万岁’,所以,天皇陛下最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他还说:"如果说(天皇)为什么不能参拜,是因为所谓公职身份、私人身份的问题,如果说怎样解决,则答案会有几个."他似乎在强调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并不是天皇不能参拜的理由.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甚至说:"靖国神社问题解决了,不等于日中间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是邻国,保持某种程度的紧张感只能如此."此论一出,共同社、时事社、读卖新闻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舆论为之哗然.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