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论王船山哲学思想与政治态度的矛盾统一

王夫之(船山)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涵掩六经,传注无遗,批判改造佛老,抨击程朱陆王,继承和发挥了王充、张载的唯物主义传统,建立了一个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虚空皆气”(《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天下惟器”(《周易外传·系辞上传》十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因‘所’以发‘能’”、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易传》“性命”思想论

《易传》继承和发扬了孔孟和《中庸》的性命思想,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方面,《易传》把乾道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以阴阳论的方式来说明乾道如何下贯于人的生命中,成为人生命主体之本性;另一方面,《易传》又强调人要凭借此本性积极努力地做道德修养工夫,以把人之德性生命向上提升,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使人与天地三才鼎立,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

沈荩案发生将近100年了，但有关史实扑朔迷离，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本文对有关史实加以考证，认为沈荩不可能向八国联军告发清廷大员，他在北京的活动也并非是“散布革命种子”，“着手中央革命之预备”，他被清廷逮捕并杖毙，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中俄密约》，而是因为他曾参与自立军起事。据此，作者就如何看待当年革命党人为了宣传“排满”所写下的“史实”谈了自己的看法。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嬗变

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经历了叙事主体的突出到叙事主体的退隐,叙事情感的不知节制到客观化书写,叙事结构的随笔化到逐步严整,叙事时序的随顺自然到多种形态多种形式展开等发展变迁过程。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而且为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现代转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家本监狱改良思想探析

沈家本监狱改良的思想基础是“仁” ,监狱改良的宗旨是感化主义。他提出的监狱改良的具体建议 ,对清末监狱改良具有指导意义。沈家本的监狱改良思想 ,是中国封建传统狱政思想向资产阶级狱政思想过渡的标志     

甲申年感言 ——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执政周期律的认识进程

概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所引发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党跳出 执政周期律的认识进程:毛泽东认识到要让人民行使当家作主和民主监督的权力;邓小平提 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凸显执政党兴国富民的价值追求;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在认识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胡锦涛在新时期高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执政党的自身 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浙东布衣歌手沈明臣

沈明臣出身于宁波栎社一大家望族。明嘉靖年间．明臣一度曾与徐渭同为兵部右侍郎胡宗宪募客。此后,他先则浪迹于吴、楚、闽、粤之间;后归故里,成为两上草野骚客之领袖。他作诗七千余首,既有慷慨铿锵之作,也有满目琳琅的小品,尤擅古体歌行;其寄慨抒怀之作曾脍炙人口,可称得上晚明浙东“独鸟鸣春”的布衣歌手,其门人屠隆,后辈文人钱谦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都曾在著述中对其多有褒奖。     

书籍装帧艺术中的"形神"关系

书籍装帧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形式意味的美感,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形"美.在艺术创造中,如何才能"以形传神",将书籍的本质特征描写得突出、鲜明,一是借书籍之"题"立意;二是与装帧艺术家的情感相联系;三是需要艺术家一种实际创造的本领--技巧.在艺术审美中,审美活动源于"形",并在美的"形"的直接观照中展开;艺术审美的最终目标是"形"与"神"交会,完成情感的超越;情感是"形"与"神"交会的媒介,以情感为推动,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     

撑拒背后的“和解”姿态——从《萧萧》看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

与其说沈从文小说表征着对现代性的“撑拒”形式，不如说其内部的复杂与歧义性使其获得了与现代性的“和解”姿态。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萧萧》内部呈现出的多种面向进行解读，试图对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做出揭示。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岑参赴安西路途考证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以边塞诗名世,从文学史的角度结合岑参诗作描述岑参西域经历的论述颇多,但分歧亦大,尤以首赴安西路途为最。运用当今学界对唐代西域之政治、军事、商贸、地理、交通及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明,岑参首途安西出瓜州后,按常理应该不走丝路南道,不到敦煌,亦不过阳关,而是径由玉门关,走最安全、通畅之丝路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