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资本操纵论"和"社会攀比论"范式。文章论述了这两个范式的内容,指出了它们在解释中国消费主义兴起问题上的某些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详述了"国家让渡论"。     

谈“修辞学困境”论之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修辞学界出现了"修辞学困境"论,对此,袁晖、宗廷虎、曹德和等学者不予认同.本世纪初尤其是最近几年,修辞学困境论颇为流行并达到了高潮,王希杰、郑荣馨等先生进行了反批评.困境论出现的原因,困境论对修辞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学术争论应遵循的原则,这些问题值得关注、思考和讨论.     

不同的视角共同的焦点--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概念的解读

"民族"与"民族主义"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颇大的两个重要概念,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为大家所接受.本文主要就新近几位国外学者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不同诠释作了一定的比较分析和阐述,得出了"民族概念将是学术界永恒的争议话题"和"民族主义也将是一把持久的双刃剑"的结论.     

"从现实到理想"与"从理想到现实"--厉以宁先生与吴敬琏先生经济思想比较

厉以宁与吴敬链先生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2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之间的经济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诸多不同.本文对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改革的"主线"、资本市场以及新经济等经济思想的分歧进行了比较.     

再说"失语症"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几点思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国家主权能否分割的问题,大陆必须积极正确应对。本文认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主张以两岸合组代表团的形式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文章还就台湾"邦交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组织、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出现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屠岸先生访谈录

文章是对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的访谈录。屠岸先生几十年来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丰硕,成就巨大。在访谈中,屠岸先生就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翻译作品的选择、诗歌翻译的策略和精髓、诗歌翻译的"真"与"美"以及翻译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见,并对有志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青年学者提出了希望与建议。     

两个“乔丹”之争引发的法律思考

2012年春节后,美国篮球传奇人巨星迈克尔.乔丹通过美通社宣布,已经向中国法院起诉中国乔丹体育涉嫌侵犯其姓名权,并且涉嫌侵犯商标权.此消息一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文章着重从此案所涉及的比较争议的法律问题进行评述.     

论诉讼中的"二元"证明标准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在我国证据法中移植英美法上的"二元"证明标准.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反驳理由,并指出,这种移植既无必要性,也缺乏可操作性.     

"徐通锵难题"之"徐解"和"鲁解"

已故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原本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却走了不同的道路?笔者将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命名为"徐通锵难题".徐通锵先生自己对这一"难题"的解答,可名之日"徐解";笔者对这一"难题"的解答则名之为"鲁解".中外史实证明,国家之强盛必然带来其学术文化的强势,这即是笔者提出来的"国力学术相应律".近年中国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中国语言学人自可循"不崇洋,不排外"之原则,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源,取西方以及其他地区的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的中国语言学.     

比较视野中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民主国家在宪政转型中制度抉择上的争议,在理论上探讨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的优劣成为政治学界的重要论题。文章从比较方法论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的学术讨论从学理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认为,这一学术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讨论的重心经历了从宏观的政体层面、中观的配套制度兼容性层面、到微观的决策者与议事程序层面的规律性变化。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编者按: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本刊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原为给我校文化研究所两位教授的一封信),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合作不必是原则"与"目的--意图原则"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本文着重介绍了钱冠连先生的"合作不必是原则"的观点和"目的———意图原则"理论,以期更多的中国学人了解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项语用原则。     

论“双两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

张国光先生提出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即"双两说")在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双两说"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存在争议,要人们先接受这些具体学术观点然后再接受"双两说"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双两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主要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将版本学引进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创新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张国光先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笔谈

编者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一直是当前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话题.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许志英先生提出的"以五四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代表性的一说.该组文章是对该观点不同角度的阐释.其中许志英先生《量变起点到质变起点》是其在今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的进一步补充.该组文章有助于活跃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的比较

"江南道路"是针对"英国模式"的学术回应,旨在比较发掘明清时期中英两国经济领域的相似性.一直以来,该项比较研究集中在以经济领域的异同为核心的事实层面上,批评意见也主要是针对经济水平异同的确认和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而提出的,尚不见从其自设的对象内涵和比较方法方面所作的专论.实质上,"江南道路"和"英国模式"是一对表达经济转型的质变动态概念.转型的巨大社会风险决定了经济转型是不可自律的,二者经济结局的背离不能通过过去的经济异同自我说明.因此,该比较研究既要面对转型前双方经济是否相同的问题,也要面对转型前的相同是否必然产生相同结局的问题.由于缺乏主位经验比较、没有严格遵循比较对应原则和对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该比较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结论均不具有可靠性.     

托学术批评之名，行歪曲攻击之实—评何南林先生《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等文章

学术需要批评，但批评应遵循规范。何南林先生的文章对美国学者莫大伟（David Moser）博士进行了无端的攻击和谩骂，表现了非常不好的学风与文风。本文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了何先生的错误言论，并呼唤真正的学术批评。     

中美中国史领域的一次对话——从“过密化理论”到“规范化认识危机”的讨论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通过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理论",进而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对传统解释范式发起挑战,引起国内学者的热切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回顾十年前的这场讨论,勾勒出国内学术界的主要见解及争议,并阐述黄宗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美中国史领域的这次对话使国内史学界得以将讨论中获得的一些有益的方法启示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并进一步发掘出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