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反思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历经10年有余。从纵向的发展方向,通过归纳和内容分析法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反思学术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依据。而通过解构的视角可以得出其理论展开呈现出＂生物安全性＂＂产业化取向＂＂具体政策选择＂3个阶段性的特征,这3个特征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理论研究呈现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四大学科视域;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理论建构研究,还有待在转基因作物定义的界定、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定位、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发展的战略审视、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公共政策学的思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不可行性论证＂5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改进。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业转基因技术日益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立法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多方管理情况下联动机制的缺位、社会公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失落、转基因生物损害救济制度的缺失、转基因废物处置制度的立法空白等,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实践,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措施。     

我国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推广

尽管面临广泛争议,转基因作物产业已经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技术研发创新与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还存在着原始创新少、产业化推广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围绕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未来我国在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上应进一步加强共性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并积极适度地进行作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推广。     

国外转基因标识、阈值设定与审批管理对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影响

我国大豆消费在未来一段时期主要依赖进口,在转基因大豆贸易国际化的趋势下,评价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对我国大豆进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选取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四大主要进口市场,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讨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选择对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大豆出口国执行强制性标签、设定的阈值越大、转基因安全评价实行审批制管理会显著影响我国大豆进口量增加,此外,我国居民收入的提升会增加大豆进口,而出口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张、国外与国内价格比值的提高、双边贸易距离将会减少我国大豆进口量。     

WTO框架下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对中国的影响

文章介绍了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产生的争议,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我国的发展概况,分析了转基因农产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我国的贸易地位,最后结合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讨论了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与合理性。     

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与风险认知

本文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参照,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棉花农场的田野调查,力图分析澳洲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和风险认知。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种子公司-农场主三者是共生的知识主体,知识本身具备了作为理论的知识、作为实践的效用和由此滋生的产权的三重特性;从三者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来看,知识本身蕴含的产权能得到各主体的认可和尊重;澳大利亚农民比较理性,普遍接受不可见的有效性,围绕种植转基因作物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最佳管理方式"是其棉花农场的实践模式。知识蕴涵的"理论-实践-产权"三重性与自下而上平等合作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澳大利亚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这种取向让他们将转基因的风险限定在食物和身体,而不是环境。     

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政策框架与价值诉求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推动了世界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政策态度历经了十年多的变迁过程,也基本上形成了相应的政策框架.这一政策立场及政策框架是受实践层面、认知层面与政策层面等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这一政策轨迹与政策窗口的打开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与规律.而且,这一政策框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多维价值诉求.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价值理念、价值定位与价值追求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实质是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的忍耐力评价标准。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生物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特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本质在于通过风险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降低、消除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价值——转基因生物安全价值的需求,须尽快修正和弥补现有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立法之负面效应与不足,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必须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秩序为价值定位,以公共安全为价值追求。     

北洋政府时期我国官办银行商业化活动述评

受政府财政等因素影响,我国官办、官商合办银行曾在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一次商业化趋势。通过商业化,官办银行普遍转向市场化经营,银行内部治理逐步规范,业务经营效率明显提高,这种趋势给当时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对当前银行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美国转基因产品“黄金大米”引发的思考

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不确定,整个世界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受到全社会的伦理审视和极度重视,各国制定极为严格的监管政策对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生产、流通与国际贸易等环节进行规制和管理.通过对国际上和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对比认识,提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思路,有助于国家制定既能保障食品安全,同时又能促进转基因技术创新发展的安全管理制度,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突破及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提供理论依据.     

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管理的政策选择

在介绍国际上对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管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博弈论及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政府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政策的选择。分析认为，对转基因产品进行适当保护，加强风险评估，完善中国转基因产品立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等措施，对完善中国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产品安全的监管

分析中国农产品安全现状与建立农产品安全监营机制的必要性，论述实现农产品安全监管的路径：加强政府的宏观协调管理，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推行农产品身份证制度，促使全社会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国西部天然气产业经济政策研究

根据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借鉴国外天然气产业在项目投资、税收、价格政策以及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分析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项目“西气东输”工程建设和运营的相关经济政策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有益于我国天然气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     

关于农产品出口扶持政策的思考

描述中国农产品出口扶持政策的必要性,分析了农产品出口扶持政策在贸易管理和企业扶持上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产品出口扶持政策建议:(1)完善农产品生产贸易管理体系,尽快与WTO接轨;(2)完善以出口信贷为重点的金融支持政策;(3)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4)提高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水平。     

论中国经济中的外汇储备风险

通过对外汇的定义进行阐述和展开我国的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结合中国当前庞大的外汇储备数量，分析了目前央行已有的货币政策不能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和外汇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粮食产量的波动及其平抑

以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统计资料为蓝本,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粮食产量的整体趋势特征和波动特征作一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其目的是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平抑粮食产量的波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与中国妇女健康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给妇女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推进妇女健康的发展;又可以给妇女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这里着重探讨全球化机制———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发展,市场化、商业化与私有化对社会服务的介入———与中国妇女健康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中国健康政策的改革与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